毛泽东于2月18日晚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陈毅等人，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全场在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下鸦雀无声。毛泽东最后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开中央全会，中央全会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他起身退出会场。
毛泽东的这个反应是足够有力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允许任何人用“清君侧”的方法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知道，面对军内高级干部的集体压力，他必须坚定地动用自己的权威，动用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合法性，包括动用军内高级干部对自己的敬畏之心，还要动用自己在几十年党内斗争中一贯正确的资本。他甚至动用了一旦被推翻就“上山打游击”的说法，以示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
毛泽东原本就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力量，当他无比坚定地使用了这个力量之后，来自军内高级将领的反文化大革命倾向被抑制住了。当军内高级将领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而抨击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存在，才能表现得如此正义凛然。及至毛泽东站出来，挡在中央文革前面时，面对领袖的震怒，他们只能低下头重新思想了。“二月逆流”的参加者们不久便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批斗，到这一步，大概也只能将怨气藏于胸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