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除了税收与死亡”。
税收无疑是现代社会生活中避无可避的负担。在许多国家，税收甚至还以遗产税的形式，成了死亡的一部分。
全球征收遗产税的国家虽然很多，但亚洲国家却没有多少。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亚洲的遗产税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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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所谓“高资产净值个体”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地区，这一形势对捐赠和慈善事业的水平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最新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截至2018年，全球共有2,694名亿万富翁，同比增加了437位。换言之，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诞生超过1位亿万富翁。
中国的富豪数量增长尤为显著。在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从2017年的571人跃升至819人，远远超过了美国。而就在两年前，中国和美国的亿万富豪人数还基本持平：分别为534和535人。
胡润数据显示，全球超级富豪持有的总财富在2018年增长了31％达10.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3.2％，几乎是六年前的两倍。这意味着，极少数人的手中，掌握著超出想像的巨额财富。
教授简介
Sumit AGARWAL
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德光杰出讲座教授
商学院金融系主任
美国·威廉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房地产金融、行为金融学、家庭理财、金融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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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誓言
我们大可以认为，大多数亿万富翁享有的财富其实远超他们的生活所需。因此，许多亿万富翁自愿签署了“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承诺会将一半或以上的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和社会事业。其中不乏科技界的知名人物，如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和伊隆·马斯克等。
然而，这些捐赠者绝大多数都来自欧洲和北美。具体来看，182名捐赠者中只有10人来自亚洲。
当然，亚洲富豪中也有例外，比如印度的Azim Premji和香港的李嘉诚——这两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都建立了基金会以支持教育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但总的来说，亚洲的财富水平虽然在飙升，但慈善事业和大规模捐赠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毫无疑问，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在刚刚步入繁荣的国家或者尚在发展的国家中，富人们仍然保有贫困时的记忆，并会因此对自己和子女的未来经济福祉缺乏安全感。
但我认为，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亚洲遗产税的缺位和税率过低，这允许个人在死后将所有或大部分财富留给家人。
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印度都完全取消了遗产税，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则从未征收过这一税种。2016年，泰国引入了一种相对保守的征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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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韩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两国对高价值的房产会征收50%-55％的遗产税。因此，平均来看，韩国和日本有着较高的捐赠水平。
除了韩日两国外，大多数亚洲主要经济体都专注于建立低税率制度，以鼓励创业和吸引投资。在此过程中，他们放弃了征收遗产税，也失去了让超级富豪分享财富的一种途径。
鼓励捐赠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遗产税曾高达77％。超级富豪纷纷慷慨解囊，为大学、医院、美术馆和图书馆等提供资金。其中，洛克菲尔家族和盖蒂家族（the Gettys）都是非常出名的例子。
还有富豪将巨额资金捐赠于对致命疾病的研究（如“盖茨基金会”），或解决如人权等社会问题（如乔治·索罗斯创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其中有些人进行捐赠是为了让自己的事迹流传不朽，还有人则是为了获得个人满足感。
但是，我们在亚洲却不曾看到过类似的捐赠水平。而且，虽然该亚洲的财富逐年增长，但捐赠水平却始终停滞不前，增长水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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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和财富的中心转移到亚洲，是时候思考利用税收建立起更有影响力的捐赠文化了。
保守派可能会持有不同意见：如果要求富豪们捐赠给慈善机构，这些人的后代就可能会放弃投资于其他有利于社会的项目中。
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我的建议并非是简单倡导慈善捐赠，而是通过捐款免除部分遗产税，从而达到激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富豪的后人们仍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要从税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新项目，或是捐给慈善机构。
实际上，各国也不需要对全体国民征收高遗产税，以免对社会制度造成突然且不必要的冲击。税率可设定在20-25％的范围内，并且配以较高的起征标准——例如，仅适用于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遗产。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对小型激励如何带来行为上的重大变化进行了研究。例如，通过用小奖品激励孩子，让他们敦促父母节约用电，能够对电力消耗产生不小的影响。
更直接的证据是，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当2010年暂停遗产税征收一年时，当年的慈善捐赠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金额高达60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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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的富豪也能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在一定的激励之下慷慨解囊。
遗产税的引入无疑有助于激励和推动富人利用其财富造福于社会事业。
文章英文版Why it’s time to talk about death and taxes原载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Think Business，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
作者：Sumit Agarwal 新加坡国立大学刘德光杰出讲座教授
翻译：杨嘉铭
*本文观点来自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