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裁陈钦亮收集签名 抗议英康调低寿险红利

对于职总英康(NTUC Income)调低人寿保险固定常年红利的作法,去年2月卸任英康总裁职位的陈钦亮表示不满,并已在自己的博客中为将提交给英康主席黄记祖及金融管理局保险总监的抗议书,收集公众签名以便进行集体抗议,目标在这个星期日(25日)之前得到1000个签名。

  根据陈钦亮的博客,截至上星期五(16日)已收到了270个签名。抗议书将在下星期五(30日)举行的英康股东大会上提交给英康,随后提交给金管局。

  英康预料将在股东大会上受到有关上述事件的质问,由于影响到的保户众多,预料削减红利事件将在股东大会前闹大。

  英康上个月宣布将对于在1993年后生效的保单作出红利组合调整,以往每年加到投保额上的常年红利率固定在2.3%,如今将改为1.3%,原因在于可将更多资金投资于其他产品如证券和房地产,虽然风险较高,但回报率也相对较乐观。过去当常年红利率维持在2.3%,公司多数投资于债券。

  英康表示,常年红利虽减少,但保单的特别红利增长潜能将因投资组合改变而提升了,该红利率将从原本的25%调高到30至120%之间,但将不会是固定的。这个特别红利只有在死亡、期满或断保时才会支付。英康相信此举长期来可为保户带来同样或更好的回报。

  红利重组预计将影响约31万名保户,陈钦亮本身也有两份英康的保单。他计算出损失的红利高达45%。

  陈钦亮在博客中指出,英康单方面决定红利重组将对保户不利,他之后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希望英康能给保户选择权,保留原有的红利结构,因为那较透明而且每年都能享有红利,而特别红利却不保证一定会拿到,而且可能未拿到手便已被撤销了。

  另外,特别红利将按投资收益而定,因此保户在投资大环境不明朗之际取得的红利将不理想,有欠公平。

  他指出,公司过去曾在投资收益率不佳时降低常年红利,但这次英康却偏偏选择在投资回报高达10.7%的年头削减红利。


他认为,英康没有说明以后要如何调高特别红利便调低常年红利,加上保户是在相信每年可获得红利的情况下投保,虽然常年红利可能受投资表现影响,但无论多少,保户仍希望每年获红利,因此此举对他们十分不公平。
  金管局则指出,红利结构纯属商业决定,精算师(actuary)的推荐若经董事会通过,就算成立。然而,任何已宣布的红利必须兑现,而且必须合理并清楚地通知保户。

  对于本报昨天为事件最新进展所作出的询问,陈钦亮不愿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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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回答

伊辉

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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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so many types of day....

1) Toto 5 Min Day
2) Family Day
3) Eve of School Holiday
4) Great Singapore Sale Day
5) xx with gal friend even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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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梅江

英康红利重组背后的含义
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重组红利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职总高层林文兴和姚智出面调解,前总裁陈钦亮日前还在博客上,为取消集体抗议事件向英康投保人道歉。

  当然,有人会把事件看成是新、旧总裁之间的较劲——前总裁陈钦亮捍卫自己较早前设定的常年红利目标,新总裁陈诸杰因为认为红利目标无法长期维持,而宣布改变红利组合——降低常年红利,将资金投入更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以便让保户将来“有望”获得更高的特别红利。

  虽然调低常年红利的宣布,在保险业界并非什么新鲜事,而英康就曾在1997、2001和2002年,当经济不好时,大幅调低常年红利。然而,陈诸杰自己其实“点”出了红利重组事件背后更大的隐含义。

  陈诸杰相信:这场交锋的核心,不仅仅只是红利组合的问题,而是新团队是否能获得信任?新团队是否会背离合作社的成立宗旨,让英康成为‘另外一家’只对盈利有兴趣的商业公司?

在本质和社会功能上

与私营机构完全不同

  作为一个合作社,英康和一般以盈利为先的私营机构,在本质和社会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

  身为合作社,英康必须将98%的盈余归保户,股东只分得2%的盈余。其他保险公司的作法则一般会支付最高的、相等于盈余10%的股息给股东。

  私人企业照顾的是股东,合作社则必须以保户的利益为先。
英康的保户大多是小市民,买保险就是希望在面对高风险的环境时,能更有保障。有保户就指出,他是为孩子的将来买保险,但特别红利既然不是固定的,他不希望孩子将来会埋怨他。
  保户中当然有许许多多投保好多年,相信合作社能为他们提供更低保费或更佳保障的银发族及本地人。

  因此,英康在用保户的钱进行各类投资时,应该时刻记得不要违背了这份“信任”。

  不久前,和英康有相似“社会功能”的裕廊集团,宣布将旗下的62项资产项目脱售予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丰树集团。

  对于在这些工厂中日夜拼搏,几乎已把工厂当自己组屋以外的另一个“家”的中小型企业来说,除了要应付租金将大幅度调涨的冲击外,还有更多的“彷徨无助”。

  正如中小型企业商会会长廖振兴所说,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裕廊集团的多层工厂就好比政府组屋,具有特殊意义。

  就连政府国会委员会财政与贸工委员会主席兼创业行动社群(ACE)副主席殷吉星(Inderjit Singh)也认为,私人企业将无法扮演好“工业房地产业主”的角色,就好比人们需要建屋发展局提供住房,企业也需要一个类似裕廊集团的机构,来提供低价的工厂和商用厂房。  

  毕竟在今年庆祝40周年纪念的裕廊集团,当初成立的宗旨,就是提供较低廉的厂房租金,协助中小型企业面对跨国企业的挑战。当经济不好的年头,让中小型企业享有租金回扣,助它们抵御了一些冲击。

  然而,当政府以“加强竞争力”为由,将这些厂房卖给私人业主经营时,租户虽然明白新业主鉴于商业考量,调高租金是必然的,但却比较“心痛”于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必须突然终止与裕廊集团的“关系”,工厂就这样被“转手”、被“卖掉”……

“商业举动”是否会忽略公众利益?
  政府机构私营化,或在“加强竞争力”的大前提下,作出的一些“商业举动”,是否会忽略公众利益?

  此刻浮现脑海的竟然是:当公共交通服务私营化后,挂在公众嘴边的,为何总是:不知道巴士、德士和地铁什么时候又要涨价?

  在1998年,当储蓄银行连同其超过500万个户头,被星展集团收购时,却率先调涨了来往户头的服务费(每个月两元),支票簿一本也要收取10元的时候,后来为降低运作成本,又终止了一些组屋区内的提款机服务,那次“动摇”的,是否只是公众对“国家银行”的信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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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姜梅江 提出于 2019-07-19 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