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一点的答案:
很多人所说的“新加坡反华”混淆了政府和人民:政府、新加坡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是两件事:
新加坡政府依赖于现有的、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与区域稳定,对中国崛起打破了这种平衡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
而新加坡人民则主要是反感中国来的移民和打工者抢了他们工作,恨屋及乌上升到反感中国。
长一点的答案:
新加坡政府
军事方面:长期习惯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实力的存在。如果中国和美国军事实力的消长使得现有的平衡局面终将被打破,那就尽量延缓这一天的到来。
与此同时,新加坡认为一个稳定而繁荣的中国对区域稳定有利,并不主动谋求颠覆中国。
经济方面:新加坡和香港不同,是一个依靠制造业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岛国。新加坡政府知道自己现有的制造业终将被稳步升级的中国的工业所淘汰,所以就积极谋求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十二五计划、一带一路等等,试图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
在国内,新加坡试图保持维持自己中西贸易“中间人”的角色,保持自己在金融、高端制造业、生物医药等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新加坡自信自己在法治、英语和清廉程度方面的长处可以使自己维持一段时间的竞争优势。
同时,新加坡的所有行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都依赖外来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包括中、高端的专业人才、技术职工还有建筑工人这些廉价劳工。新加坡政府希望这些外来人才能够形成对本地人才的竞争,促进他们上进;并且利用外来劳动力的低工资降低自己产品的成本,提高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里的外来人才和外来劳动力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
新加坡人民
政治方面
在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南洋华人通过华校和华语报纸,普遍受到国内思潮的影响,包括中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至于新马华人社会比港台更加左倾。60年代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以社会主义旗号起家,却要面对更左的社会主义阵线和马来亚共产党挑战。马共受到中共激励与扶持、成员九成是华人。
在独立前后的新加坡,华社内部的左右分野经常是以教育为界,即华校生更左、英校生更右。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新加坡掌权的过程是一系列非常骚的操作:先是联合马共和左翼工会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然后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来反手打压马共和社阵,最后谋求颠覆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特权”被马国政府踢出联邦。不是说这样做是错的,但是很难讲行动党政府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抱怨中国当年的输出革命】
所以,行动党政府在掌握政权之后,积极推行英文教育,接管华语中学,关闭南洋大学,有一小部分打压左翼思潮的动机在里面。(当然更重要的是给予华、马、印、欧亚四种族一个共同语言)。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所谓“亚洲价值观”,抵抗英语教育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包括社会失序、依赖福利、同性恋与性解放、不尊重权威、忽视家庭等),也为了在经济上保持岛国贸易中间人的角色,新加坡政府又推行了华语教育,也就是汉语普通话教育,包括以华语为母语(新加坡华人大部分实际上的母语是福建与广东方言),以母语为第二语言教授,以及提倡华语、使用简体中文、打压方言等政策。(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在教育中也有母语地位。)
写下这个历史背景,是为了讲清楚新加坡老人和年轻人对“中国”情感区别的由来(老人深而年轻人浅)。由于新加坡政府强力的同化政策,新加坡独立后的两代人大部分是在一个反共、亲西方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下长大,但是又没有港台那么强烈的反共色彩,对中国的态度趋向于实用主义。新加坡华人并不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和台独港独等相反),但是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我是新加坡公民”)普遍强于对于社群的认同感(“我是华人”)。这种态度当然是新加坡政府设计的结果,因为如果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这些种族不把国家认同放在对自己种族的认同之前,新加坡就不能存在;但如果华、马、印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种族文化认同,只认同新加坡国家和英语,新加坡就会失去自己在中印之间和东南亚本地四处逢源、游刃有余的优势。
经济方面
由于前述的新加坡政府政策,这个小小的岛国引进了数量极大的外来人口,包括新移民(公民与永居)、以及外来劳工。这些新移民,很多都是中国人。在新加坡人看来,这对当地人的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虽然实际上很多外来移民做的是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撑起了本地人撑不起的行业(比如建筑业),间接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比如建筑业的工程师设计师),而且外来人口低工资也的确压低了本地人的生活成本,但生活在低工资和失业压力下的本地底层人口在主观上还是倾向于归罪于外来人才/外来劳工抢了他们的工作。
新加坡人怀念以前那个充分就业、底层工资持续增长的时代,并把现在底层的窘境归咎于政府引进移民的政策,以及移民本人。但实际上由于全球化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新加坡不可能再维持“四小龙”时代的给底层带来的红利了。政府的对策——既引进移民以增加本国经济竞争力——虽属无奈之举,但也是唯一出路;而反对党的“设立最低工资、限制移民”不管道德上多么正确都无疑会降低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
引进移民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发展带来的本地人生育率降低。但是在许多本地人看来,这是用外来移民“替代”本地人的阴谋。尤其是当地华人主要是广东、福建人,而新移民则来自于中国全国各地——身材更高大、脸型更宽、皮肤更白皙、普通话中儿化音更多、英文带有中国腔的大陆人往往和本地人区别很大,一眼就能辨别。这让很多新加坡华人有了一种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被边缘化的感觉。
至于马来人和印度人,出于对自己种族比例占总人口比率减少的恐惧,对新加坡政府引进中国移民更加反感。
和其他国家一样,移民问题在新加坡被政治化了。和西方相反,新加坡是左倾的工人党、民主党反移民,右倾的人民行动党亲移民。纸面媒体被行动党政府严格,而网络社群则既是亲反对党言论的聚集地,也是排外情绪——尤其是对中国人反感情绪的发酵之地。
一旦新加坡人出于利益倾向,开始把中国人视为“他者”,那么舆论上就是天下之恶皆归焉了。什么“小龙女”(中国籍女人)破坏本地家庭,中国人吃狗肉,中国富豪飚车撞死人,中国人随地吐痰,小孩随地大小便,这种讯息在网络与媒体上像疟疾回归热一样周周有之、月月有之。
这些指责有真实的一面,都是中国国内社会问题的反映,但是有明显迹象表明有人在带节奏:最为出格的事是2011年的咖喱事件。大约在08年,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向市镇会调解员投诉她的印度邻居烧咖喱螃蟹的味道太难闻,后来各让一步,印度裔本地人答应每次烧菜的时候关窗户,中国籍移民尝了一口邻居烧的咖喱蟹,事情就圆满解决了。这件芝麻大的小事,在事情了结之后三年后的2011年,被新加坡舆论挖了出来,上纲上线到 “中国人不尊重新加坡美食 、中国人不尊重新加坡文化、中国人歧视新加坡印度社群文化、中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新加坡人不能再这样被中国人欺负了”的高度,当事人中国家庭被迫亲自烧了一顿咖喱螃蟹登上报刊,以至于到最后四万本地人开始同时烧咖喱,表达对新移民的反感和捍卫本地文化的决心。2011年是新加坡大选年。
用来作身份识别的不仅是美食。在新加坡华社内,对政府“讲华语运动”(推普)的反感和对本地华人方言(广东、福建、潮州、客家、海南等)的珍视也有“在外来移民的大潮下保存一点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情绪在里面。与之相关的是年轻人往往更愿意讲“Singlish”而非正统的英语。
与此同时的,具有歧视性的“PRC”(国名缩写,用来把中国人和新移民与比较高贵的本地人区别开来)、“Cheenah”(马来语的支那)、“Ah Tiong”(福建话的“阿中”)等则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代称。歧视性称呼虽然令人不适,但是转念一想,也是新加坡人国家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
当然,也不只是反对党试图利用排外情绪。由于大部分底层工作都由中国人和印度人做的,所以劳资矛盾就成了国际问题。2012年的中国巴士司机罢工事件中,新加坡舆论很轻易地被导向为指责中国籍车长不负责任,而鲜少有诘问新加坡禁止罢工的法律是否合理。
新加坡底层一些人出于经济原因的对中国人的排斥情绪,加上对自身经济竞争力的不自信,强化了他们对于自身优越感和两国人民之间区别的认知。而高层的新加坡人也需要这些优越感来合理化自己在与中国人的关系(不论是贸易关系还是婚姻、雇佣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之前答主提到的“新加坡人损贬比亚迪汽车”的现象,不过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当然,也有很多新加坡人,或许是大多数场合下的新加坡人,并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在新加坡受到好心人帮助,或者发觉新加坡人友善知礼,乐于助人。非常容易共事,或者新加坡人对中国更加了解,这也许是更普遍的情况。
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在中国国内的地域歧视等现象中也似曾相识,说明人性如此,天下皆然。随着经济形势而产生,也将随着经济形势进一步变化和消失,没有必要因此指责新加坡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