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1964年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到了1985年，新加坡基本上已经没有贫民窟。今天，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工作几年的年轻人就有能力购买一间环境舒适的组屋。这在许多国家城市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一切，得归功我国独立后的房屋政策。
　　而说起我国的房屋政策，有一个人不可不提，那就是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
　　1969年加入建屋局的刘太格，是我国独立后房屋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他在1979年至1989年担任建屋局局长兼总建筑师；1989年至1992年担任市区重建局的局长及总规划师，主导新加坡的城市总体规划。
　　小时候在麻坡甘榜长大的刘太格，长大后对大自然仍然有一份眷恋。
　　日前，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他为新加坡做城市规划时，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如何影响着他。
今天：组屋区广场变得较复杂
问：您当年规划的组屋区当中，哪些是您印象比较深刻、感情比较深厚的？
刘太格：大巴窑，那是我设计的第一个镇中心。我当时的概念是把大巴窑镇中心设计成一个结合商业中心和市民活动中心的地方，所以，我在南边设了一个广场，在北面设了2个广场。组屋区内，镇中心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商业用途，它也是市民活动的地方，一个产生社区凝聚力的地方。不过，我发现，现在这些广场都变得比较复杂，我还是比较怀念过去那种方方正正的广场。
　　你看，天安门广场和法国的大广场都是方方正正的，让人走在其中，有一种安宁的感觉。世界上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公园，形状其实都很简单，比如：纽约的中央公园是长方形的，伦敦海德公园的形状也很简单，而海德公园旁边有一个St James Park，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公园，但它的轮廓比较复杂，所以，人家对它的印象并不深刻。我觉得，简单不一定是坏事，简单不一定没有创意。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越简单越舒适，这是几百年来不变的。
　　碧山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当年在为碧山做设计和规划时，我非常注重天际线的变化，以及建筑物的比例。你会发现，碧山公园及它周边的组屋摆在一起时，感觉很美，就是因为比例捉得好，外墙的高低长短、门窗和柱子的比例等等。有几栋私人公寓是近几年才加上去的，并不是当初规划中的一部分。
将来：可建设有气质的伟大城市
问：如果要你为今天的新加坡城市做一些“修饰”，你会从哪方面去做？
刘太格：从城市规划的层面来说，去纠正现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应该做的是在目前的基础上去为将来做规划，构思如何把未来开发得更完善。
　　新加坡的功能运作好，城市布局也很好，保留这个优势，再把新加坡做成一个伟大的城市。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好的城市，宜居的城市，而所谓“伟大的城市”（Great City）就像罗马的梵蒂冈，有高度的文化气息，深刻的建筑形象。
　　我们的行政文化、政府条规、政府的组织能力都很到位，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去建设一个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热带城市风味，以及东方多元民族特色的城市，建设一个有特殊气质的城市。如果有机会，这是我想做的事。具体怎么做，需要花时间去构思，例如：广场、步行道、壮观的大道等等。
　　但是，我们不是纯粹为了“搞形象”来做这些，而是要配合城市功能，配合人民活动的需要，把城市形象塑造到优美，让人有难忘的城市生活体验。而且，不能忽略或牺牲基本功能。
当年：要看海并不容易
问：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城市。在您的记忆中，新加坡有哪些地方让您特别怀念？
刘太格：我念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时常骑脚踏车到勿洛的海边去。当时，那里是马来村落，以及好几公里的沙滩，我们经常去那里野餐。另一个地方是巴耶利峇一带的乡村，以前，那里是亚答屋区，很多同学住在那里，我们经常到那里去玩。这些地方当时都是泥泞路，路上走着可以看到鸡鸭，两旁是芭蕉树和椰树，人和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味道是教人非常难忘的。
　　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我对城市设计与规划的理念。
　　我很在意古建筑、生态环境，以及河道的保留，我也很在意我们的道路是否能让我们很轻易到达河边或海边。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要到海边去并不方便，要走很多弯弯曲曲的道路才能抵达，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经过思考和规划的。
　　同样的，碧山公园、滨海公园、小桂林等园林也是经过规划之后提出来的。
　　我享受过大自然的美妙，所以，我要把美妙的大自然环境留给新加坡人。
　　如果当初没有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的城市环境就不可能那么贴近大自然，所以不要以为我是搞建筑的，就偏爱人造的环境。每做一个建筑，我不在意自己做了会不会成名，而是在乎这个建筑做了之后，与周围的环境是否协调，是否会让原有的环境变得更好，还是与原有的环境互相抵触。
要观看刘太格的专访视频，可上“SG50：万人大家唱”官方网站http://www.sg50singalong.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