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是个脾气暴躁的家庭主妇。她似乎每天都在生气，原因又总是千篇一律：孩子们不好好吃饭、衣服乱扔、袜子不洗……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我妈，而是我。成家之后，我变成了另一个“我妈”。结婚这几年，最困扰我的就是家人在小事上的“屡教不改”。

　　举个例子，我认为牙膏应该从尾巴处往上挤，这样下一个人用起来会很方便。可先生总是从中间挤。而儿子，刷完牙之后总是会把牙刷头栽进杯子里，那样很容易滋生细菌。

　　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重复这句话，“牙膏从后面挤，牙刷倒过来放！说了几千遍了，怎么就都记不住呢？”每次说这句话，我都充满怨气。

　　我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次在杨绛先生的书中读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杨绛喜欢将毛巾折得有棱有角，可钱锺书和女儿用过毛巾后总是随意地团起来扔过去。杨绛说过几次，发现他们没听进去，便不再说。她会自己把毛巾团打开，折得有棱有角，再放回去。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家庭关系中，包容比改造更重要，亲密比正确更重要。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

　　我走进卫生间，把儿子的牙刷倒过来，再把先生的牙膏从尾部挤回来。做完这两件事，心情莫名地舒畅。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心情愉悦地做这两件事，再没为牙刷和牙膏指责过他俩一次。

　　不再纠结小事，人生宽阔了许多。成年人的烦恼，一半以上都来自于别人。当一个人开始放弃改变别人，学着接纳不同，就是他（她）开始变好的第一个迹象。

2

　　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一些伤。

　　我父母是那种在外口碑特别好的人，但对我却从来都是严厉到苛刻，且从不表扬。我哪怕拼尽全力，也得不到他们的一句“你很棒”。可只要做不好，就一定会受到劈头盖脸的指责。

　　青春期时，因为成长的叛逆，也因为求而不得的无助，“以后一定要离父母远远的”这种想法开始疯狂生长。

　　后来，我四处漂泊，然后在外扎根。每年都会回去住些日子，但心却从没回去过。我心里那个青春期的叛逆女孩再也不肯长大，她总是在问：为什么我最爱的父母在我最脆弱时没给过我一丝安慰？

　　这个问题，在我的心中藏了十几年。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一本书，那个作者说了她和妈妈的故事：她和我一样，虽然对妈妈很好，内心却从没和妈妈和解。可是，有一天，她接到家人的电话，说她母亲过世了。挂掉电话，她忽然看明白了母亲的一生。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饥饿，经历了离婚，一个弱女子，把两个孩子养大，已经是费尽全身的力气了。而她，从未体谅母亲所承受的辛苦，却一心抱怨母亲将负面情绪发泄在她的身上。

　　直到母亲过世，她才理解，母亲的那些“负面情绪”是多么理所应当。母亲给她的那些所谓的伤害，比起母亲自己所承受的，简直轻如鸿毛。

　　看到这里，我嚎啕大哭。内心的那个叛逆少女，她的怨，她的委屈，终于消解了。她其实一直都不肯承认，父母也不过是在世间行走的两个普通人，她一直在苛责他们的不完美。现在，她接受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否放下心中执念，与内心和解，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放下执念，是一个人变好的第二个迹象。

　　从那天起，我能够在和父母聊天时说出“我爱你”，也能够在和他们意见不合时耐心地去倾听，去解释。也有了耐心，去把自己的世界展示给他们。家庭的真相，居然这么柔软。

3

　　漂泊有时看上去很酷，但更多的是无助。

　　比如，我生了孩子，父母和公婆都没有办法来帮忙。我只好辞职，做家庭主妇，困囿于厨房和爱。

　　在生育之后的几年里，我整个人忙忙碌碌又傻傻乎乎，完全没了自己。

　　孩子三岁多时，和他的好朋友聊天。好朋友问他，“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你妈妈是做什么的？”他大声说：“我妈妈是打扫卫生的！”

　　那句话，莫名刺痛了我。内心有个声音对我说：除了打扫卫生，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价值。

　　重返职场，仍然是一个不现实的选项。于是我开始思考，自己还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我想到了写作。

　　带孩子这几年，我唯一坚持的事情就是，会强迫自己去看一些书，好把自己从俗事中偶尔拉出来。

　　因为毫无目的性，所以那些书里写了什么，我全都忘记了。可是，当我开始写作，却发现它们还在，就在那里，在我的头脑里、血液里。

　　开始写时是很难的，每一篇都是艰难成文。可是一年之后，那扇门对我敞开了，我的文章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过去，我的标签是家庭主妇；而现在，我的标签是当红写作者。

　　当一个人开始寻找自己更大的价值，就是他（她）变好的第三个迹象。之后，更会发现，原来自己能比想象中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