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很厲害，凡事交給政府就行了！）

雖然我也姓李，但跟李光耀卻沒有任何的親屬關係。

我來自廣東的祖父母，就誠如李光耀曾說的，都是不識字的、無田無地的農民的後代，而我的父母也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階級。

出生在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以後的我，是在李光耀治國模式下成長的一代。雖然沒有經歷過戰爭、暴亂，但我也並非是嘴裡含著金或銀湯匙出生、要什麼有什麼、被慣壞的嬌貴富家女。

我出生時，新加坡剛建國獨立不久，可說跟我一樣正處在童年階段。不過，新加坡就像是個神童，在旁人的指引下，也憑著自己聰慧的天資，在短短的時間裡成功吸引外資、製造就業機會，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當時，越南仍深陷戰爭的漩渦裡，中國大陸仍然身處「文革」內亂中，而東南亞各國也處在動盪中。這些都給了新加坡起步的優勢，加上李光耀領導的政府以神速的行政效率，在短時間裡整頓了國家秩序，讓我們的經濟發展遙遙領先於同區域各國。

李光耀經常回憶建國初期的艱辛，也不時向人們描述過去的社會動盪。他就像一個經常替子女未來操心不已的老爸一樣，成天擔心我們不懂得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不懂得感恩，永遠只會抱怨，也生怕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很快地蝕了前人所累積的老本。

不過我想，也正因為建國初期多數人「目不識丁」，所以大家都會把希望寄託在一個學識豐富的領導人身上。如果當時人人都是達官顯要、文人學士，各有不同的主見和主張，恐怕那時候的政治鬥爭會更加激烈。

「政府很厲害，凡事交給政府就行了」，這也是在我成長的風平浪靜的歲月裡，自小被灌輸的觀念。

記得我在念小學的時候，在英文教科書裡讀到一篇故事〈Father Knows Best〉（爸爸最清楚）。故事說的是一個小男孩約了其他朋友出海遊玩，卻遭到父親極力阻止。

朋友們出發到海邊那天，小男孩關在房間裡賭氣。媽媽不斷在旁溫柔地勸說：「爸爸最清楚情況，他是為了你好才不讓你出去的。」

後來天氣突然急速轉變，被關在家的小男孩看著窗外風大雨大，開始感到不安。之後，他在電視新聞中得知那幾個朋友在掀起巨浪的海上遭遇不幸。

這時，小男孩才想起媽媽說的「爸爸最清楚情況，他是為了你好……」這句話，才意識到因為爸爸的神通廣大，自己的小命才被保住了，當下對父親多了一分敬意。

這個故事中沒有太多強烈的說教色彩，但篇章裡的人物和價值觀都折射出非常傳統的家長式管理的思想——掌控權力的父親自始至終沒有向小男孩解釋不讓他外出的理由，而賢慧的媽媽也只是不斷地在一旁勸孩子聽爸爸的話。

故事裡的爸爸就像神人似的，最了解外頭的危險情況，而這也成了限制小男孩外出的理由。

我們的領導者李光耀不就像是課文中神人父親的形象嗎？

他非常有威嚴，也最清楚外面世界的情況。對於這種父親形象，大家是又怕又敬。但是眼看大家的日子逐漸好轉，我們知道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好。

（躲在電腦螢幕前的膽小新加坡人，又有多少個願意挺身當砸窗英雄呢？）

我們害怕做錯事，也害怕自己偏離正軌，害怕成為引人關注的英雄，甚至死到臨頭我們害怕的不是自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而是擔心接到執法當局發出的罰款通知。

二○一一年底 SMRT 地鐵主要的南北線系統在下班繁忙時間發生嚴重故障，中斷了五個小時。這是新加坡有史以來的地鐵大癱瘓事故，造成一些地鐵列車被卡在隧道內動彈不得。由於故障發生時正好是下班尖峰期，因此當時每趟列車都載著滿滿的乘客。

故障發生後，數以千計的乘客被困在列車中超過一個小時，電流中斷，車廂內空氣流通非常不暢。不過多數乘客都還相當鎮定地等待列車服務恢復。然而等了許久，仍不見列車行駛，大家依然被卡在令人窒息的車廂裡。

被困在黑暗又悶熱的車廂時間久了，氣氛有些緊張，一些乘客也開始感到身體不適。遇到同樣情形，在其他國家可能已經出現騷動或者有不滿的乘客開始搗毀車廂洩憤，但在這裡，大家卻是乖乖耐心等待。

就在這時，在其中一截車廂中，一名男子發現有人呼吸困難，妻子也感到不適，於是想要打開車門讓車廂通風。後來他在黑暗中摸到了一支滅火器，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下，他用力砸破玻璃窗。霎時，車廂內空氣流通許多。

車廂內的一名乘客用手機拍下了滿地的玻璃碎片，並把照片傳給友人。照片隨即在社交媒體上迅速傳開，大家紛紛對砸窗男子的身分感到好奇，甚至將他視為英雄。

這名年輕的男子或許可以一舉成名，成為新加坡人的名人偶像，然後上電視、拍電影或為產品代言，發一筆橫財。但這位「英雄」卻選擇保持低調，始終不願透露姓名也拒絕公開露面，並不斷強調自己不是要搞破壞，而是為了幫助大家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到底他在害怕什麼呢？

一些在同一車廂的乘客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都力挺男子，表示他做了正確的事，希望他不會被懲罰。同樣的，在網路上，線民們都擔心這位英勇的男子會因為破壞車廂而受懲罰，紛紛替他說話。

即便是在事後的記者會上，男子會不會被罰的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公司發言人同樣跳脫不開罰款思維，回答：「男子不應該砸窗，而是應該鎮定等待救援，但基於這次情況特殊，公司不會要求賠償。」

在政府過去幾十年的嚴加管制下，新加坡人已經形成了非常典型的思維：死到臨頭了，大家不是挺身共同尋求解決方案，而是擔心這麼做會觸犯條例，可能會被罰款。

也正是因為害怕被罰，大家變得自主性不強，也害怕承擔責任，因為偏離規章做出不一樣的行為是一件冒險的事。

這是在罰款文化下培養出來的國民特性，一般人民因為對法律的恐懼，擔心挑戰制度將使自己失去原本舒適的生活，因此都會遵循一貫的辦事方式，不願意突出自我風格標新立異。然而這種自我束縛的思維並不利於社會創意空間的發展。

難怪線民們都在網上呼籲，我們需要更多砸窗英雄改變社會，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解救大家脫離困境。但是躲在電腦螢幕前的膽小新加坡人，又有多少個願意挺身當砸窗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