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近期报道，截至4月底，因信用记录不佳，中国全国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超过了1100万人次，而限制购买高铁动车票达到了425万人次。另外，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中，近250万人因惩戒选择主动履行义务。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始于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纲要写道：“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健全覆盖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首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论坛上透露，发改委正在推动信用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此后，海外各大媒体开始争相报道中国政府此举的深远影响。
《华尔街日报》在2016年的一篇报道中介绍了这个体系。报道指出，信用评分源于三大方面。第一是传统金融记录，比如个人所得税缴税记录、还贷及还款记录等；第二是社会行为记录，比如交通违规记录、犯罪记录和学术诚信记录等；第三是互联网记录，比如网络通讯记录、网购记录等。综合以上记录，相关部门便可以计算出公民的信用评分。该分数将会掌控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是否会被限制出境、是否会被学校录取、是否能够成为公务员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正是这样多方面的信息来源导致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较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更容易被政府意愿所摆布。
“其它国家，这些顾客的信用主要是经济信用, 基本上只能通过商业机构搜集顾客的各种信息，然后汇总之后设法做出判断。中国的情况好像就不同。它有商业机构的信息，当然还有很多是政府机构的信息。”
对于逾千万人次购票受限的情况，他还表示，金融记录和行为不当应区别对待。他举例，如果飞机上有乘客与乘务员无理取闹，航空公司作为企业来讲理论上是可以拒绝该乘客今后继续使用它们的服务。但是，他认为如果仅因信用分数低就被限制出行，这是信用体系社会化的滥用。
除了施行联合奖惩机制，国家发改委还将信用记录嵌入了政府服务大厅行政审批系统。此举主要会对“黑名单”企业采取项目开发、财务等领域的惩戒措施。
从发展信用体系建设的节奏来看，中国各地正在陆续推行地方奖惩机制。除少数地方政府在去年就已发布当地实施意见外，众多二、三线城市在今年年初开始发布联合奖惩制度实施方案，包括浙江温州、宁夏银川、广东英德。
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指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把双刃剑。
“进步意义在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可能会低一点，会控制得更好。消极意义在于对于一些特殊人群， 比如一些因为自己权益受损的上访户。这一部分人据我知道的情况也被纳入这种所谓的失信人群。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社会异议人士，可能会不同程度地被纳入失信名单，这完全就是过犹不及嘛。”
他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局在这一强弩之末的关键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利器。他说，发达国家通常利用信用体制来“管理”社会，而在中国起到的主要是“管控”作用。
据国务院纲要介绍，到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包括基本建立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及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