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文章，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对于国企的观点，提供不一样思路
嘉宾简介：王江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多年，对新加坡模式有深入研究。采访人：蒋保信，共识网采访部主
正文
意图把国企“搞死”的思路没可行性
蒋保信：您怎么评价最近推出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
王江雨：这份文件所推出的措施，基本上还是改革导向和市场导向，这是进步。但文件对国企存在的某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没有提及或者没有点透，这或者因为没有政治决心，或者因为时机不成熟。
蒋保信：有一种观点认为，国企改革不应该在国企自身的改革上做文章，而是要破除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其自生自灭，不应让其在营利性领域跟民营企业竞争。
但现在我们的改革方向似乎正好与此相反，我们强调要把国企做大做强，还要入股民营企业。您怎么看前一种观点？又怎么看待官方的现实选择？
王江雨：这不失为一个思路，事实上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待国企都是这个路子，而自由竞争更充分的市场经济如美国根本就没有国企的问题。
但西方的这个路子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且改革中国的国企虽然需要思想解放、思路放开，但不能太脱离实际和现有的政治限制，否则只能沦为没有多大意义的口号。
在当下的中国，总体上破除国企的垄断地位是必须的，这是改革的必由之路，舍此的改革一定是假改革。但鉴于以下几个原因，意图把国企“搞死”的思路并没有可行性。
第一，在现有政治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改革取向。
无论国企的钱是怎么赚的，不管是垄断利润还是正常商业利润，都构成执政党执政的财政基础，是“钱袋子”。对执政党来说，对国企进行改革当然可以，但这个改革不可能让其在财务上一下子有太大的损失。
消灭国企如果能马上换来私企民企的大繁荣，从而在税收上弥补失去国企的损失的话，也许还可以考虑让国企“自生自灭”，但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要执政党推动的改革，却希望一步到位消灭执政党的“金库”，对这种想法我不做价值判断，但必须指出其现实性几乎没有。
第二，现在的中央和地方十几万国企，雇佣了大量人力，这些人的衣食身家都和国企紧密联接，也不可能听任国企“自生自灭”而砸了自己饭碗，任何改革也不可能不顾他们的命运而仅仅根据某种经济思想而进行。
第三，就算要对国企私有化，目前一百多亿的总量，也找不到买家。
第四，国企未必不能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赚钱，关键是要和民企在一个平台上，去除特权。
而所谓的“自生自灭”，不知其含义所在，到底是指有意识的摧毁扼杀，还是放任自流？如果是放任自流，有些国企说不定还做强做大，这反倒失去了“放任自流”主张者的本意。
蒋保信：这次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但中国和新加坡国情不一样，淡马锡模式适合中国吗？就现在国企改革的蓝图而言，它跟淡马锡模式有何异同？
王江雨：第一，关于国企改革是否借鉴了所谓的淡马锡模式，这本身是一个伪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流行的说法。
淡马锡本无所谓模式。虽然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有其自己的运作方式和特点，但其自身是否构成一个模式，值得讨论。
再者，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内容繁杂，是否借鉴和在多大程度借鉴淡马锡模式，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人云亦云地称国企应该或者不应该借鉴淡马锡模式，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
第二，中国国企有十几万，自身样式林林总总，也不可能都借鉴淡马锡或者任何其他模式。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下，为何不存在党政纠葛？
蒋保信：您在介绍淡马锡的文章中提到：“1974年方成立的淡马锡可谓富可敌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公司和主权投资基金之一。自1974年成立以来，淡马锡的平均年度股东回报率为16%以上。就算在过去十年国际经济连遭危机的大环境下，它的平均年利润率也达到9%。”
淡马锡有什么值得中国的国企改革借鉴的吗？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
王江雨：淡马锡公司运作的一些做法，体现市场经济模式下国企效率最大化的一种可能性，也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其某些做法可以参考。
第一，确实要在法律和制度上去除对国企的任何特权地位和特殊待遇，将国企和私营企业完全等同待遇，适用同样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税收法律、破产法律、财会法律等，不可对国企有任何有待而歧视私企。在这个基础上，国企就算做大做强，也无可厚非。
第二，政府不能干预企业本身的经营决策。这不是说政府不能管企业，而是1、以股东身份管；2、谦抑和节制性地行使股东权利。
新加坡政府对淡马锡，以及淡马锡对自己所投资的企业，基本上是管两头：一头是对作为企业主要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进行精挑细选，另一头是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核，除此之外不会干预企业内部的日常决策和运作。
如果干得不好，绩效不搞，政府(包括淡马锡)自然会行使股东权利让你走人，如果还有其他违法事项(如腐败渎职)，新加坡自有严刑峻法对其严加惩处。
蒋保信：这次改革的亮点是改管企业为管资本，但并没有提出由谁来管资本，在文件中也没提及国资委将何去何从。在您看来，国有资本将由谁来管?在这种模式下，国有资本的用途是什么?
王江雨：我不知道按照这份指导意见国企应该有谁来管，但我的想法是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管。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国资委，但其自身是一个根据公司法成立的商业公司。
按照指导意见的意思，似乎是要成立若干个“淡马锡”这样的公司，那么在这些公司之上还要有一个机构代表国家(全民)行使股东职能。当然，这个机构可以是国资委，但国资委需要转变性质和职能，不能再作为一级政府部门行使政府监管职能，而是一个总的控股公司比较好。
蒋保信：在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下，国有企业与政府、执政党、民营企业的关系是什么？
王江雨：首先要说明的是，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虽然多年来盘踞政权从未失去执政地位，但人民行动党本身只具有选举功能，完全不参与政府任何决策。新加坡各级政府也没有党的组织，企业和其他机构里更没有，所以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党政关系和党企关系的纠葛。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前面说的很清楚，就是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政府也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监管者，在这方面它在法律上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政府到底应该如何管国企？
蒋保信：这次改革明确提出要党管国企，在您看来，应该怎样处理好党委和国企之间的关系、党委和董事会的关系？
王江雨：我个人觉得强调党管国企，且把党管国企理解为党对国企内部事务，包括经营、管理、投资等的干预，及对企业内部人事任命的控制，是一条错误的路径。
国企内既有党的决策体系也有根据公司法成立的公司治理体系，一定会造成令出多门，角色混乱，决定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现实政治条件下，我不反对党对国企改革的总体领导和控制，但这不应该延伸到企业内部决策。
党的组织部门可以对一个国企的法人代表(即其最高领导者)进行遴选和考核，但一旦选定就应该“用人不疑”，授予其对企业根据公司法进行经营管理的权力。
这不是说就坐视国企领导成为企业内的“皇帝”而对其无所制约。相反，政府可以通过如下三个方面来监督国企的管理层：
第一，政府应该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对企业进行绩效监控，不能实现利润目标或者从其他角度看经营不善的，应该对企业管理层予以撤换。为了这个目标，公司法应当予以修改，将董事会任期改为一年一选(现在是三年任期)；
第二，强化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鼓励通过股东诉讼等方式来追究管理层的违法责任，使管理层切切实实负担起对股东的信义责任，并通过一个公正中立的司法系统来执行之；
第三，通过反腐败、税收、刑法等法律来追究管理层损公肥私的个人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