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的概念引进经济分析，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实体经济的结构不一样，有效的制度安排、上层建筑也不一样。
寻找经济繁荣的秘诀，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杯”。1776年，工业革命刚刚萌芽的英国，诞生了一部开启现代经济学的巨著——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200多年后的今天，刚刚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林毅夫，提出了自己的“新国富论”——新结构经济学。
　　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对林毅夫影响至深。“世界银行作为一个知识银行，其宗旨就是‘让世界摆脱贫困’。我一直认为，身为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他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表露心迹。
　　林毅夫被誉为是国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学者。2008年，他离开北京赴任世行，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首位担此要职的人士。四年间，林毅夫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地的多个发展中国家。世行工作期间，林毅夫发现，迄今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此外还有超过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线上挣扎。正因如此，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四年后，林毅夫卸任世行副行长，并带回了两本书和一套全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我想把这四年间在世界银行的心得体会跟大家汇报一下，也算是我的毕业论文。”
　　林毅夫的这两本书，一本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繁荣的求索》，结合他在世行工作的经验，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不久之前，林毅夫还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判断称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有潜力维持8%的高速增长。林毅夫的这种判断，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尽显疲态的背景下，可谓独树一帜。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何来？与之前的理论相比，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给发展中国家开出了怎样的“繁荣药方”？在全球范围内，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践效果如何？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出发，林毅夫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又有何建议，怎样指导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林毅夫教授。
　　第一部分
　　繁荣求索的新药方
　　1.反思发展经济学
　　第一财经日报：在战后或者更长的周期内，只有很少几个国家实现了追赶式的可持续经济增长。但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还有很多贫困国家，也有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陷入发展陷阱。这个问题的思考涉及对人类福利的改善，诺奖得主卢卡斯教授说，一旦一个人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很难再去思考别的事情。这个问题是怎样一个理论和实际的问题？
　　林毅夫：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间，在全世界2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能够缩小与美国人均GDP差距10个或更多个百分点的经济体，只有28个。而在这28个经济体之中，又只有12个不是欧洲国家。
　　另外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经过二次大战以后的这60多年，还是陷在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目前依然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实际上，并不是这些国家不努力。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大战以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取得政治或经济的独立。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开始在他们各自的政治领袖、社会精英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去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希望能尽速赶上发达国家。但60多年的努力，成效却很差。
　　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努力，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当中的一个独立分支，至今有两波主要的发展思潮。
　　第一波发展思潮是所谓的结构主义。这一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特点是以生产率低的农业和资源产业为主，而未能发展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的现代化产业的原因，是由于一些传统产业、文化、制度的刚性，造成低储蓄、低投资率、高人口增长率，以致无法靠市场的力量动员足够的资源去发展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的现代化大工业。
　　因此，这一思潮提出，由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发展现代产业。这些现代产业的产品，过去都是进口的，现在要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这一政策主张因此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这一做法，实际上跟中国上世纪50年代“超英赶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潮异曲同工，均是希望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很低的收入水平下，发展现代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也积极推动这样的发展思想，并给予大规模的援助。政策用意是好的，但在取得了早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普遍遭遇到经济停滞和频仍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许多国家实际上是在不断扩大。
　　由于结构主义在政策实践中的失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上述思潮发生了变化，理论界和政策界转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政府干预太多，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因此，第二波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思潮，强调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认为没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就没有效率，国家的干预也会造成贪污腐败。
　　但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六七十年代，更有甚者，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六七十年代还高。因此，有些学者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当然，这段时间里也有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而非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但实际结果却非常好。同样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毛里求斯，经济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他们推行的不是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双轨制。但是，在当时国外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理论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而最糟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
　　上述两波发展理论思潮目的都是好的，均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解决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成效很差。在这种状况下，我想就需要我们对这些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
　　2.新结构经济学新思考
　　日报：寻找经济繁荣的秘诀，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杯”。在回答经济发展的本质、经济繁荣的秘诀上，在发展中国家繁荣的求索中，你和你的新结构经济学给出了什么新的思考？
　　林毅夫：首先还是要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工业、技术升级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还应包括就业结构变迁(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进入高生产率的部门)，以及“硬”(有形)的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软”(无形)的基础设施如法制、法规、教育、金融等的不断完善。目前经济学研究已经耗费巨大精力去关注技术创新,但对同等重要的结构变化的问题关注不够。
　　新结构经济学依然考虑国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差异，并试图解释它们。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的概念引进经济分析，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实体经济的结构不一样，有效的制度安排、上层建筑也不一样。
　　这种结构差异并不是缘于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家间的分布，也不是早期发展理论那样认为是外生的、一成不变的。在很上大程度上，是由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内生决定的。
　　总的来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有三个要点：
　　第一，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每个特定的产业结构都要求有与其生产和风险特性相适应的基础设置来尽可能降低运行和交易费用。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传统两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二分法并不适用（“贫困”或“富裕”、“发展中”或“工业化”）。处于任何一个发展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比自己所处水平更高的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基础设置。
　　第三，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作为一个连续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以及“硬”和“软”基础设施的相应改进。在此升级过程中，还需改善影响公司的交易成本和资本回报率等外部因素。
　　因此，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日报：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学图谱上有怎样的新前进？从旧结构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其发展脉络是怎样的？你的新结构经济学被认为是第三波发展思潮，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大家有怎样的讨论？
　　林毅夫：首先讲讲第三波思潮跟前两波思潮有什么差异。前两波思潮，基本上都以发达国家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理论也主要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提出。
　　这些思潮主张，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比，找出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缺什么，再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进行改进。而第三波思潮则完全反过来，先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据此，再提出政策建议，把发展中国家能做好的发扬光大，积小胜为大胜。
　　我第一次向华盛顿世行的同事们概述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主要思想，是在我成为首席经济学家的一周年纪念会上，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立即赞同它。刚开始，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的态度是质疑、反对。
　　以前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就曾听过几位做出理论创新、获得了诺奖的老师说过，新的理论通常只能影响新的学生，新的理论很少被那些接受“旧”理论的人接受，他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挑剔、嘲讽，拒绝接受。
　　不过所幸，学术界的反馈有两方面，一部分学者反对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支持这个观点。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宾塞，他就认为这里面所探讨的问题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对发达国家也很重要。
　　我想学界里，除非那些长期在推广华盛顿共识的人，其他人还是能比较敞开心胸来看这个理论的。
　　3.政府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日报：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对比，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强调政府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各国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有了重新思考，即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并“试图总结出一套通用的政府干预原则”。我想问，在各个国家对繁荣的求索中，这种通用的政府干预原则是什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只有各种要素的价格信号能够充分反映其相对稀缺性，企业才会按照经济中要素禀赋的特性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而这种价格信号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形成，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充分竞争的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如果一个经济体能按比较优势发展，在国内外市场会很有竞争力，创造出很多剩余，资本积累会很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若要保持竞争力，就需要升级到资本较为密集的产业，并需有与其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置，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把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低要素生产成本变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这种软硬基础设置的改善不是单个企业自己能完成的，需要政府来协调不同企业的投资或是由政府来提供。另外，产业升级需要有先行企业，这些先行企业比尾随企业要面临更多风险，其成败都会给尾随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也必须对其提供补偿，才能鼓励更多企业成为产业升级的先行企业。
　　所以，除了维护市场充分竞争外，政府也必须在产业升级中发挥积极的协调和外表性补偿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必须因势利导，以符合变化了的比较优势为依归，不能像结构主义那样，主张在产业升级上拔苗助长，去发展先进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企业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持续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另外，也不能毫无作为，如果政府不能对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协调作用，升级的速度会很慢，或干脆不发生。“过犹不及”需要避免，而“不及犹过”也同样需要避免。
　　“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应该维持充分竞争的市场，除此之外，反对发挥任何其他作用，因此，犯了“不及犹过”的错误。华盛顿共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看到市场的各种扭曲所带来的问题，忽视了许多扭曲实际上是在结构主义的发展政策下为了保护、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设立的，如果，按休克疗法一下子把这些扭曲都取消掉，那些企业都会破产，带来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为了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许多国家在推行了休克疗法以后又引进许多隐蔽的更没有效率的保护、补贴，这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出现“迷失的20年”的原因。
　　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产生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会有赶超思想，其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出现，是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它不会有自生能力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对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认识，很容易发生赶超的思想，这就是为何在国内有不少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也鼓吹发展可以超越发达国家的先进产业的原因。
　　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应该是因势利导，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提供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信息，协调产业间不同企业的投入，补偿先行企业，通过孵化和培育新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产业集群等。
　　其实，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过程，只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每个国家在每个发展水平上都有提高和调整它的最优经济结构的机会。这一过程使得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力，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在技术、产业和制度的升级和完善中，减少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以最快的方式提升自己的禀赋和产业结构。
　　4.超越凯恩斯主义
　　日报：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务实的框架。在这本《繁荣的求索》书中，你探讨了从新结构经济学中产生的具体政策，包括财政问题、货币问题、金融部门发展、资源丰裕国家的公共收入管理、贸易和人类发展等。希望着重谈谈财政、金融领域的问题。
　　比如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推行反周期的调控政策？这种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反周期政策有什么不同？
　　林毅夫：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高失业率和大萧条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关于财政政策的正确立场是保持预算平衡。上世纪30年代严重的危机导致凯恩斯反周期思想的产生，他主张政府利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抵消经济中的周期性。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不存在产出和就业走向完全就业状态的自动趋势。实际上，宏观趋势被看成是大多数的个人行为。与诸如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关注潜在产出水平的持续改善相反，凯恩斯更关心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正是他所认为的经济驱动因素——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从这个角度看，他主张政府干预应该在“宏观”水平上促进需求和对抗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
　　理性预期理论的支持者则反对这一假定。他们认为在一个有限货币创造的经济体中，运转良好的价格机制将产生一般均衡趋势；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会导致居民因为未来税收增加的预期而减少消费，抵消了政府支出所创造的需求，其结果只是政府的负债快速积累而实体经济得不到改善的“李嘉图等价”的现象。
　　新结构经济学则帮助调和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分歧。从它的观点来看，反周期的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合适的财政战略，因为政府需要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作用，萧条是一个进行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好时机。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投资推动了短期需求和促进了长期增长。第二，它们的成本低于正常时期。第三，能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因为未来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能补偿这些投资的成本。
　　此外，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按照其比较优势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由于强劲的增长、良好的贸易表现及缺少政府必须补贴的大量失业和无法存活的企业，它的经济将变得有竞争力，财政状况和境外账户很可能是充盈的。在这种情境下，国家将面临更少的本土经济危机。
　　如果经济体受到了外来冲击，如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将在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方案及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投资中处于有利位置。这样的公共投资能提高经济增长潜能，减少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增加私人投资的回报率，然后产生足以用来清偿初始成本的未来税收收入。
　　5.发展适宜的金融体系
　　日报：金融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繁荣求索”中遇到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二战之后，已有拉美、东亚等许多新兴经济体爆发这样那样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认识金融的发展？以银行信贷业务为代表的传统金融、资本市场金融、衍生金融市场等不同领域的金融，应该怎样发展？
　　林毅夫：低收入国家应选择小型的当地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骨干，而不是试图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
　　现在通行的金融学教科书和国际金融机构大力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 认为这是现代金融。这样的金融安排对发达国家是适宜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其市场是全世界市场的，技术在全世界也处于最前沿。所以，研发和生产需要很多资本，风险会很大，只有大银行、股票市场、创业板市场才能动员足够的资金，并进行风险分散。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越低收入的国家产业形态越传统，规模越小，农业以小农为主，制造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当地市场，这些是成熟的产业，资金需求规模非常小，风险也小。在这种状况下，大银行不会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上市也不会有发达国家那种创新产业的回报。
　　因此，发达国家所谓的现代金融，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并不适宜。适宜发展中国家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银行对当地的经营者最了解。事实上，反思历史，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也是从地区性的银行逐渐发展起来的，只不过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不断升级，银行才不断做大，股票市场的重要性才不断提高。
　　日报：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当今金融市场的突出特征是全球化，一国如果选择着力发展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金融，该国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冲击，那这个国家应该怎样构建某种隔离，是选择资本管制吗？
　　林毅夫：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受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东欧的金融最开放，东欧国家国内银行业外资占比已超过一半。做个比喻来讲，金融就有点像水一样，如果水突然间太多就变成洪水，如果去得太快就变成旱灾。
　　我们必须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我说不是回归到《国富论》，是回归到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是一个结论，是讲用看不见的手，靠市场竞争，使资源得到最好的配置。用亚当·斯密的那种方式去了解增长的本质、资本的本质，答案就很清楚。
　　比如，了解资本的本质。产业要发展、要投资，就需要固定资本，需要流动资本，乃至需要资本市场，但哪一种资本更有利？那就是能真正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如果是不能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虚拟资本，短暂的繁荣之后必然是泡沫，泡沫之后，经济就会有大的危机。
　　因此，对直接投资，应该越开放越好，这样的资本通常会投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对短期的资本流动则越谨慎越好，当然并不能说短期资金不能流动，也必须流动，但是要谨慎，要管制。
　　4.超越凯恩斯主义
　　日报：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务实的框架。在这本《繁荣的求索》书中，你探讨了从新结构经济学中产生的具体政策，包括财政问题、货币问题、金融部门发展、资源丰裕国家的公共收入管理、贸易和人类发展等。希望着重谈谈财政、金融领域的问题。
　　比如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推行反周期的调控政策？这种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反周期政策有什么不同？
　　林毅夫：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高失业率和大萧条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关于财政政策的正确立场是保持预算平衡。上世纪30年代严重的危机导致凯恩斯反周期思想的产生，他主张政府利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抵消经济中的周期性。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不存在产出和就业走向完全就业状态的自动趋势。实际上，宏观趋势被看成是大多数的个人行为。与诸如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关注潜在产出水平的持续改善相反，凯恩斯更关心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正是他所认为的经济驱动因素——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从这个角度看，他主张政府干预应该在“宏观”水平上促进需求和对抗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
　　理性预期理论的支持者则反对这一假定。他们认为在一个有限货币创造的经济体中，运转良好的价格机制将产生一般均衡趋势；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会导致居民因为未来税收增加的预期而减少消费，抵消了政府支出所创造的需求，其结果只是政府的负债快速积累而实体经济得不到改善的“李嘉图等价”的现象。
　　新结构经济学则帮助调和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分歧。从它的观点来看，反周期的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合适的财政战略，因为政府需要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作用，萧条是一个进行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好时机。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投资推动了短期需求和促进了长期增长。第二，它们的成本低于正常时期。第三，能避免“李嘉图等价”陷阱，因为未来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能补偿这些投资的成本。
　　此外，如果发展中国家政府按照其比较优势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由于强劲的增长、良好的贸易表现及缺少政府必须补贴的大量失业和无法存活的企业，它的经济将变得有竞争力，财政状况和境外账户很可能是充盈的。在这种情境下，国家将面临更少的本土经济危机。
　　如果经济体受到了外来冲击，如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政府将在执行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方案及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投资中处于有利位置。这样的公共投资能提高经济增长潜能，减少私人部门的交易成本，增加私人投资的回报率，然后产生足以用来清偿初始成本的未来税收收入。
　　5.发展适宜的金融体系
　　日报：金融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繁荣求索”中遇到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二战之后，已有拉美、东亚等许多新兴经济体爆发这样那样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认识金融的发展？以银行信贷业务为代表的传统金融、资本市场金融、衍生金融市场等不同领域的金融，应该怎样发展？
　　林毅夫：低收入国家应选择小型的当地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骨干，而不是试图复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结构。
　　现在通行的金融学教科书和国际金融机构大力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银行、股票市场， 认为这是现代金融。这样的金融安排对发达国家是适宜的，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其市场是全世界市场的，技术在全世界也处于最前沿。所以，研发和生产需要很多资本，风险会很大，只有大银行、股票市场、创业板市场才能动员足够的资金，并进行风险分散。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越低收入的国家产业形态越传统，规模越小，农业以小农为主，制造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当地市场，这些是成熟的产业，资金需求规模非常小，风险也小。在这种状况下，大银行不会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上市也不会有发达国家那种创新产业的回报。
　　因此，发达国家所谓的现代金融，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并不适宜。适宜发展中国家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银行对当地的经营者最了解。事实上，反思历史，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也是从地区性的银行逐渐发展起来的，只不过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不断升级，银行才不断做大，股票市场的重要性才不断提高。
　　日报：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当今金融市场的突出特征是全球化，一国如果选择着力发展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金融，该国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冲击，那这个国家应该怎样构建某种隔离，是选择资本管制吗？
　　林毅夫：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受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东欧的金融最开放，东欧国家国内银行业外资占比已超过一半。做个比喻来讲，金融就有点像水一样，如果水突然间太多就变成洪水，如果去得太快就变成旱灾。
　　我们必须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我说不是回归到《国富论》，是回归到亚当·斯密所强调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是一个结论，是讲用看不见的手，靠市场竞争，使资源得到最好的配置。用亚当·斯密的那种方式去了解增长的本质、资本的本质，答案就很清楚。
　　比如，了解资本的本质。产业要发展、要投资，就需要固定资本，需要流动资本，乃至需要资本市场，但哪一种资本更有利？那就是能真正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如果是不能用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虚拟资本，短暂的繁荣之后必然是泡沫，泡沫之后，经济就会有大的危机。
　　因此，对直接投资，应该越开放越好，这样的资本通常会投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对短期的资本流动则越谨慎越好，当然并不能说短期资金不能流动，也必须流动，但是要谨慎，要管制。
　　第二部分
　　新结构经济学的全球实践
　　1.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
　　日报：对于比较优势理论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怎么识别比较优势产业，怎么对待比较优势的动态前进？比较优势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联系与延伸是怎样的？
　　林毅夫：使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概念，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个识别一国潜在比较优势的方法，那就是观察那些有着类似禀赋结构但具有更高的国民收入且在近几十年快速增长的国家里，日益成熟的可贸易产业和服务业。
　　历史证据表明，成功的经济体在追赶的过程中遵循相类似的模式：如英国在16、17世纪追赶荷兰，工业革命以后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追赶美国，亚洲四小龙追赶日本，都可以通过雁行模式，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从而赶上发达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花了300年才完成的创新和工业化，在日本，不到100年就完成了。而东亚尤其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些在上世纪的下半叶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只用了40年时间。
　　最近，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也起飞了。
　　2.埃塞俄比亚新实践
　　日报：“知行合一”。对李冰和王阳明的崇敬，驱使你去推行新结构经济学。读这本《繁荣的求索》，你为越南总理阮晋勇展望未来十年方略，与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讨论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能发展简单工业替代进口，实现新结构经济学所指明的路径提升等等。在你穿梭于世界各地与各国政策制定者讨论新结构经济学所指明的道路时，他们是怎么认识新结构经济学的？
　　林毅夫：让我感动和高兴的事是，发展中国家很积极地接受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举例来说，非洲的埃塞俄比亚，8000多万人口，人均收入只有300多美元。该国几乎什么产品都从中国进口。埃塞俄比亚拥有的牛的数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排名第二，照理说，制鞋业需要皮革和密集的劳动，拥有大量劳动力和皮革的埃塞俄比亚有比较优势。
　　但我去考察时，发现该国从事制鞋出口的工人，全国只有8000个。这些人工资比中国东莞、越南低，劳动生产率却不低，与越南相当。但中国造鞋业有几百万工人，越南皮革业有65万工人，埃塞俄比亚只有8000人。
　　仔细分析会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交易成本有关。该国得到零配件和运输的成本比中国高多了，港口通关时间比中国长多了。
　　去年3月，我到埃塞俄比亚和梅莱斯总理会谈并建议，集中发展一个工业园区，优先在这个园区内消除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缺陷。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全国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法治环境需要花很长时间。
　　此外，把产品卖出去，还需懂得市场渠道。我还建议梅莱斯总理利用中国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制鞋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战略机遇，到中国来招商引资，因为中国的制鞋企业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渠道。去年8月份，他到深圳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约见了一些广东的企业，邀请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去投资。
　　后来，广东有十家企业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其中有一家企业10月就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代表处，招聘了86个工人到国内来培训。3个月后，到中国培训了三个月的工人回到埃塞俄比亚后，这家中资企业又很快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两条生产线，雇用了600个工人。到今年3月我到埃塞俄比亚考察时，这家企业已经开始出口，并决定在该国设立一个10万工人的鞋业工业园。
　　日报：你离开世行回到中国，但新结构经济学的“行”仍将是全球性的。未来你是否还有会到中国之外的国家，进行新结构经济学的传播、试验的计划？
　　林毅夫：对于中国而言，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都是我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经世济民，扶弱济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今年6月份从世界银行离职之后，我去了两次非洲：一次是南非；另一次是非洲51个国家财政部长在刚果（金）的一个年会。他们找我去做报告，谈新结构经济学这套理论。
　　还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这一组织也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但在过去，他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因为大家都很反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而现在他们也非常支持这个理论框架。
　　3.发达国家可投资基础设施等领域
　　日报：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一般都认为是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略谋策略的。但我注意到，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以及剑桥大学帕尔塔·达斯古普塔教授在推荐你的新结构经济学时，不约而同地提到，对于发达国家未来的繁荣前景，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同样提供了非常强的启示，该理论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结构经济学给发达国家的启示在哪里？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往往是无效的。尤其是当名义利率达到零底线时，由于产能过剩，有盈利的投资机会很难找，出现悲观的预期、对未来信心不足以及可能的流动性陷阱等。
　　但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流动性陷阱。即使现有的国内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时，他们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在经济衰退时，如果利率足够低，他们的企业将有动力进行生产率提升型和产业升级型的投资。此外，他们往往有许多基础设施的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降低利率也将鼓励基础设施投资。
　　传统的理论，在一个国家遇到危机时，一定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然后提高该国的竞争力跟风险抵抗能力。但是结构性改革有一个问题，长期能提高竞争力和风险抵抗力，短期内则是收缩型的。比如，要降低工资水平，降低社会福利，消费需求就会减少；金融去杠杆的话，信贷受到影响，这样将导致投资和消费信贷都减少，这些措施都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增加。
　　过去危机在一个国家发生时，IMF提供的政策建议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由出口的增加创造的需求，来弥补因为结构性改革所导致的需求下降。但这次在欧洲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南欧那些国家并没有独立的货币。欧元是可以贬值的，但美国、日本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这种状况下如果欧元想靠货币贬值走出去，美国、日本也都会采取竞争性贬值。
　　针对此问题，我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措施。一国失业率高企，产能过剩，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有人担心政府花钱创造就业，将来要还钱，要增加税收。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部分人会反对。
　　而若把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引入，会发现目前状况下，应该去找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当然，这些领域在产能过剩的制造业部门很难找，但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基础设施老化，可以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也可在绿色经济上投资。
　　沿着这个思路，鉴于这场危机的规模，只靠发达国家做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投资肯定不够。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比比皆是，若多搞一些基础设施，就会创造需求，发达国家的出口就会增加，它的作用就会等于过去货币贬值的作用。因此，可以像寓言故事里瞎子和瘸子在火灾时相互帮助那样，设立全球复苏基金，发达的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的地位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种双赢的设计，也是发达国家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衰退的有效措施。
　　第三部分：中国怎样从“中等收入陷阱”突围
　　1.中国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
　　日报：新结构经济学框架里，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应该怎么定义，中国未来潜在的比较优势在哪里，这些怎么指导中国的宏观政策？
　　林毅夫：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只要政策得当，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并在产业升级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都有可能维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8%或是更高的经济增长。
　　但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去挖掘这个潜能。以中国为例，后发优势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人均收入才185美元，比之当时最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中国也曾在很长时间里未能摆脱低收入陷阱。所以，如果低收入陷阱并非不能改变，同样，中等收入就不见得一定是陷阱。其实，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并且再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这个过程在两代人不到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一个国家能否摆脱收入陷阱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能否不断创新、产业能否不断升级。只要能这样去做，居民的收入就能不断增长，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它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创新的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它发展的速度就一定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2.必须消除双轨制的扭曲
　　日报：“双轨制”、渐进式改革，是中国转型成功的秘诀。但到现在，双轨和渐进改革也给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人们尤其担心的是，邓小平所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因为某种固化而不能实现。你怎么看双轨和渐进改革给中国带来的问题，怎么看当前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领域所存在的挑战？
　　林毅夫：双轨制首先应该承认它的历史功绩。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流行的理论是“休克疗法”。认为就像把一条狗的尾巴砍掉一样，要砍就一次砍掉，不能一段段地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须一次性建立起来，把过去的扭曲一次性消除。但按照“休克疗法”改革的国家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
　　经济转型较好的中国、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当时普遍认为最糟糕的经济是双轨制的经济。但恰恰是双轨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长期的稳定快速增长。
　　但也必须承认，双轨制付出了一些代价，即一些扭曲干预没有消除。虽然双轨制能使一个转型经济保持稳定且实现强劲的增长，但它也蕴含着社会和经济成本。在第一轨道中残余的扭曲被排除之前，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将是不完整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取得了骄人的稳定和增长，但为结构性问题所困扰：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分配不均、消费与储蓄之间以及外部账户的失衡。当转型开始时，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收入分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在转型期间，中国政府保留了一些市场扭曲以便对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提供必要的保护和补贴，以维持其生存。主要的遗留扭曲包括：金融服务集中在四大国有银行和股市中；自然资源使用税几乎为零；主要的服务业被垄断，包括电力、银行和电信等。这些扭曲使得中国的经济在转型中得以维持稳定。
　　因为资本的快速积累以及其他改革，原有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中的大多数企业已具有生存能力。但这些企业仍通过剩余的扭曲得到补贴，这引起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失衡。此外，只有大企业和富人能在资本市场获得资金以及获得大型银行的信贷。资金成本和利率被人为地压制。其结果是，大企业和富人从那些没有机会进入资本市场和获得银行信贷服务的股权投资者和银行储户那里获得补贴。从而，利润和财富集中于大公司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较低的自然资源使用税以及服务行业的垄断起着类似的效果。因为富人和大公司有很高的储蓄倾向，所以，他们的高利润以及获得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资金的权利，导致了高投资，从而迅速地扩大了中国的产能。然而，随着相对贫穷群体（比富人和大型企业有较高的消费倾向）的收入份额的下降，中国的国内吸收能力是有限的。以上两种趋势导致的后果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后，中国的资本比以前富裕得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现在也已有自生能力，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也有了比较优势。过去靠这种扭曲给予补贴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想要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需要消除第一轨道中尚存的扭曲。
　　中国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并完成向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消除在金融、自然资源和服务等行业中残留的扭曲。我建议以下关键的改革：改善金融结构，发展地区性金融机构，包括地区性中小银行；征收适当的自然资源使用税；以及鼓励电力、金融和电信业的准入和竞争。
　　3.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秘诀
　　日报：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一个最主流的担心，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广泛的意义来看，怎么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林毅夫：“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未能继续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的现象，其原因是在产业和技术结构上无法不断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升级所致。
　　那些停滞在某一收入水平、难以赶上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通常是因为政策制定者们无法识别自身不断变化的要素禀赋，也未能理解自身潜在的比较优势。
　　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必然有一些产业已经接近世界前沿，或是由于发达国家已经退出这些产业而处于世界产业的前沿，另一些产业则还处于世界产业前沿的后方。对于后者来说，仍然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靠引进、消化、吸收来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以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对于前者，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则必须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以专利、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和政府采购等措施，来支持技术、产品的创新。同时，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完善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硬件”（电力、电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和基础设施“软件”（监管和法律框架、文化价值体系等）。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增长停滞的关键在于：政府根据各个产业和世界产业边沿的差距，以及其产业、产品、技术创新的特性，在市场的环境中，发挥必要的、适当的因势利导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中央和各地在选择支柱产业时，仍应实事求是，不应好大喜功，不应跨越阶段去“赶超”，去发展没有竞争力的所谓先进产业。
　　日报：不赶超，但又要追求产业升级，你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开出什么样的药方？
　　林毅夫：其一，要记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要素禀赋的不断提升，支撑产业结构的升级。要素禀赋的提升，又需要在每一发展水平都找到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既然发挥比较优势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既然要不断升级，必然有市场的失灵，必须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中国应该坚持这个原则。
　　其二，需要在理论上，把中国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做好总结。
　　思想决定行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陷阱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很容易接受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模式，但却不了解发达国家达到那样的阶段是一个过程。现在在世界上占主流的理论往往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有一定的参考借鉴的价值，但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往往不同于发达国家，而且，发达国家的理论也经常在变化，不断被后来的理论所否定，因此，要避免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要谨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教训。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真正去了解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改变这个落后的有利条件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再去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限制条件。不应该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产业、制度做标准依样画葫芦。应该根据自己的问题、机遇和条件，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克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维持快速增长，摆脱贫困，在一两代人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