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新加坡的今天有很多地方似乎有天下大同的影子，比如实现‘居者有其屋’的HBD住房，各民族宗教平等政策，相对较高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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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题主在钓鱼……
（因为最近看一些翻译极其糟糕的书，因而被带坏，以至于该答案无比冗长啰嗦且充满翻译腔……）
但我并没有读过许多对新加坡政治的实证研究，因而无法给出具体的回答，只是从一般的层面提出一些挑战。
政府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不代表市民社会不能控制政府。而一党独大的新加坡则面临着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精英不受选民控制的危险。举个例子，为了将反对党挡在权力大门之外而重划选区的技巧是普遍的，而当它被某一固定党派掌握时，实际上能够消解真正的政治竞争。这种选举式威权，如在日本那样，并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制度安排，它使得权力安排实际上取决于精英的博弈，而并非选民的选择。
题主当然可以辩称，“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并没有许诺过政治竞争。自然，在古代中国，朋党是不受欢迎的，大同社会要求政治上的一致。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有效政治竞争本身，而在于下述可能的批评：
1. 这种政治竞争的缺乏将导致选民失去对精英的控制。选民无法保证，今天廉洁为公的政治精英腐化后，自己能用合法的方式替换掉他们。相反，由于政治权力对反对派和媒体的影响，选民甚至可能无从知道政治精英是否已经腐化（如东亚某国人民对其高层廉洁度的普遍而扭曲的信仰）——新加坡之变为李家坡，并非不可能，而且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李家及其政治盟友已经运用政治权力来寻租。（但这里我没有看过许多报道，所以只是指出这种可能。在新加坡的政治机制中，我看不到什么制度安排能避免这种前景。）
2. 政治竞争的缺乏可能导致自由的缺失。现代社会祛魅以后的困难在于，我们不再能够找到一个哲人王，或者全知全善的存在，来决定什么是“好”的。密尔对自由的一个功利主义辩护在于，只有经过充分自由的辩论和试验，才能够稳定地发现什么是“好”， 确保社会的进步。一个由固定的政客集团领导的官僚系统来管理国家，第一更容易陷入路径依赖，第二容易忽视选民的声音，第三也容易对少数派的权利造成侵害。（这里我并没有说自由本身是可欲的，而只是采取功利主义的辩护策略，因为题主所谓的“大同社会”中似乎也并没有自由的位置。）贝淡宁曾经讲自己去新加坡任教职，讲自由主义哲学，被校方约谈，要求少讲自由主义，多讲社群主义，令彼颇感不爽——虽然现在他自己也已鼓吹起贤能政治来了。
费琼
怀疑题主在钓鱼……
（因为最近看一些翻译极其糟糕的书，因而被带坏，以至于该答案无比冗长啰嗦且充满翻译腔……）
但我并没有读过许多对新加坡政治的实证研究，因而无法给出具体的回答，只是从一般的层面提出一些挑战。
政府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不代表市民社会不能控制政府。而一党独大的新加坡则面临着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精英不受选民控制的危险。举个例子，为了将反对党挡在权力大门之外而重划选区的技巧是普遍的，而当它被某一固定党派掌握时，实际上能够消解真正的政治竞争。这种选举式威权，如在日本那样，并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制度安排，它使得权力安排实际上取决于精英的博弈，而并非选民的选择。
题主当然可以辩称，“大同社会”的理想中并没有许诺过政治竞争。自然，在古代中国，朋党是不受欢迎的，大同社会要求政治上的一致。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有效政治竞争本身，而在于下述可能的批评：
1. 这种政治竞争的缺乏将导致选民失去对精英的控制。选民无法保证，今天廉洁为公的政治精英腐化后，自己能用合法的方式替换掉他们。相反，由于政治权力对反对派和媒体的影响，选民甚至可能无从知道政治精英是否已经腐化（如东亚某国人民对其高层廉洁度的普遍而扭曲的信仰）——新加坡之变为李家坡，并非不可能，而且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李家及其政治盟友已经运用政治权力来寻租。（但这里我没有看过许多报道，所以只是指出这种可能。在新加坡的政治机制中，我看不到什么制度安排能避免这种前景。）
2. 政治竞争的缺乏可能导致自由的缺失。现代社会祛魅以后的困难在于，我们不再能够找到一个哲人王，或者全知全善的存在，来决定什么是“好”的。密尔对自由的一个功利主义辩护在于，只有经过充分自由的辩论和试验，才能够稳定地发现什么是“好”， 确保社会的进步。一个由固定的政客集团领导的官僚系统来管理国家，第一更容易陷入路径依赖，第二容易忽视选民的声音，第三也容易对少数派的权利造成侵害。（这里我并没有说自由本身是可欲的，而只是采取功利主义的辩护策略，因为题主所谓的“大同社会”中似乎也并没有自由的位置。）贝淡宁曾经讲自己去新加坡任教职，讲自由主义哲学，被校方约谈，要求少讲自由主义，多讲社群主义，令彼颇感不爽——虽然现在他自己也已鼓吹起贤能政治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