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至成-菲律宾-SM集团-祖籍福建晋江
郑少坚-菲律宾-首都银行-祖籍福建永春
陈永栽-菲律宾-联盟银行-福建晋江
郭鹤年-马来西亚-香格里拉集团-福建福州
郑鸿标-马来西亚-大众银行-祖籍广东潮州
邱德拔-新加坡-马来亚银行-祖籍福建厦门
郭令明-新加坡-丰隆集团-祖籍福建同安
黄廷方-新加坡-远东机构/信和置业-
钟声坚-新加坡-仁恒置地-广东陆丰
黄祖耀-新加坡-大华银行-福建金门
郑维健-新加坡-永泰集团-广东潮阳
李显龙-新加坡-新加坡总理-祖籍广东大埔
苏旭明-泰国-酿酒-广东汕头
谢国民-泰国-正大集团-广东澄海
许书标-泰国-红牛-海南文昌
吴玉音-泰国-泰国最大钢铁集团伟成发集团-广东潮州饶平
黄子明-泰国-通城钟表行/曼谷置地-祖籍广东揭阳
罗鹰石-泰国/香港-鹰君置业-广东普宁
陈弼臣-泰国-盘谷银行-广东潮阳
郑午楼-泰国-京华银行-广东潮阳
李光隆-泰国-华尔街金融公司-广东潮阳
說到經濟地位，大部份人的理解就是對當地經濟的主控權。東南亞的華僑都很有經濟地位嗎？其實也不是每個東南亞華僑都混得很好，很多都是做小生意，甚至也就是工薪階層。新加坡比較特別，因為機會平等，所以工薪階層的華僑還是大多數。
沿海一帶的福建、廣東、甚至海南華人「下南洋」大批去東南亞謀生的情況起於清朝。這也反映了不少目前的成功華僑的祖上基本上都是來自這些地區。這是當年去「舊金山」和「新金山」的情況相似的。大批量華人基本都是招工過去做苦力的。或者過去闖蕩一下碰碰運氣。
我們要理解，當華人作為一個對於故鄉很看重，對於親戚族群很重視的民族離開自己的根源，去到一個新地方，很多都不適應當地環境，自然就會扎堆，因為「有個照應」。自然而然，扎堆也會扎出地域派別，潮州的會混一塊，閩南語系的混一塊，客家人混一塊，然後各個鄉下相近的混一塊。
人在異鄉，有了照應，就要想到自己的臉面，衣錦還鄉這個根深柢固的概念就開始令到大家努力謀生賺錢，地位名譽慢慢就會出現在他們的追求清單上，不然何以有臉面回去見鄉親呢？在一個陌生的異地環境，不同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架構，華人只能在自己適應的範圍內努力，這也是為何在開始的時候大多數都是做回華人生意的。基數夠大，所以買賣基本虧不了，加上老鄉或者華人的相互支持，慢慢就能發展起來。
有了點成就的就接家人到南洋定居，對於華人來說，教育是第一，這也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概念在作祟。對於子女的教育和成績要求，在華人間比當地人重視得多。在第二代第三代人成長後，從學歷比較，自然華人能獲得更多的好職位。但是，在某些還是以本土民族為重點保護的國家，如印尼和馬來西亞，華人的出路可能更多是在經商，唯一可以不受到種族方面的限制和歧視。所以一代比一代來得強了。
相较而言，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侨华人当年受到相对温和的同化政策，经济上都能有所建树，政治上也有权发声。
在菲律宾，早期的福建人来这儿做贸易，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到19世纪后期，华裔作为一个商业阶层逐渐崛起。尤其在1946年菲律宾独立之后，华裔商业阶层一度重权在握。如今菲律宾9730万人，有华人血统的可能超过1000万人。菲律宾的国父何塞-黎刹的高祖父就是从福建移民到菲律宾，黎刹1892年曾号召人民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统治。4年后，年仅35岁就被枪决。
（图二：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
最近即将赢得总统大选颇受争议的“菲律宾特朗普”杜特尔特(Duterte)，相对于上任总统阿基诺(Aquino)在南海争议上的强硬立场，他表达合作开发油气的态度，并申明祖父是福建人以示友好。在菲律宾这个以家族朝代政治著称的国家，杜特尔特(Duterte)背后支持的父系联亲家族之一就是扎根于宿雾省(Cebu)的杜拉诺世家(Durano family)。
（图三：麦考伊(McCoy)在《漠视秩序的家族》(“An Anarchy of families”)中罗列的以雷蒙-杜拉诺(Ramon Durano)为核心的部分杜拉诺世家族谱）
书中的华裔雷蒙(Ramon)在1930年研究生毕业本是个低薪的高中老师，后来做家具生意赚了点钱，又跟着他的小叔子也就是达瑙市(Danao)的市长保罗-阿尔门德拉斯(Paulo Almendras)从政且当了律师，同时从商经营制船业和矿业，自此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期间虽然雷蒙(Ramon)历经二战，也受到总统马科斯(Marcos) 的处处压制；但家族在1969年鼎盛时，他成了宿雾省议会第一大区代表，他的妻子成了达瑙市(Danao)市长，大儿子当了第五区代表，大女儿成了山薄恩市(Samboan)市长，整体在宿雾省(Cebu)的影响首屈一指。
而新总统杜特尔特(Duterte)这一支主要是通过雷蒙(Ramon)的妻子碧翠斯-杜特尔特(Beatrice Duterte)而和杜拉诺世家(Durano Family)有了联系。在杜特尔特(Duterte)当总统前，曾经在达沃市(Davao)当了22年的市长，父母都是律师。他的父亲在成为达沃省（Davao）省长(未划分达沃省前是省)前，也担任过宿雾省达瑙市(Danao)市长，杜特尔特家族(Duterte family)在1951年才南迁，定居到达沃(Davao)地区。随着杜特尔特(Duterte)登为总统，他的儿女相应拿下达沃市(Davao)正副市长的位子。可见家族的力量如何让华裔在菲律宾站稳脚跟又根系发达。
泰国在历史上躲过了直接的殖民统治，但1855年和英国签订了《鲍林条约》(Bowring Treaty)，许诺将出口关税降至3%，促进了水稻种植出口，也吸引了大批中国南方移民。他们起初当了碾米工，放债人和商贩，后来渐渐成为商人和银行家。2008年，泰国华人有850万人，约占人口的12%，华商经济也是泰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不仅有致力于中国业务投资的谢国民所掌管的正大卜蜂集团，还有盘谷银行，律实他尼集团等知名跨地区企业。
政治上，泰国虽然是个军变频发的国家，但幕后在位66年的国王总能镇住各方势力，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也使国家免于陷入分裂和混乱，国家迈三步退一步地发展着。到了1983年的大选，所有合法的泰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自此华人也活跃于政治舞台。到了90年代后，华裔总理差猜(Chatichai)，川·立派(Chuan Leekphai)，班汉(Banharn)，他信(Thaksin)接连上台。据说，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2001年成立的他信(Thaksin)内阁，有华人血统者占五成以上。
（图四：江主席和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
与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人华裔相比，印尼的华人及后代虽然经济上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日常生活上也处处受到排挤。
华人早年为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北部的港口城市巴达维亚(Batavia, 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做工，荷兰殖民者还推行政策吸引华人过来定居以来发展香料贸易。他们中一部分在东印度公司当中介，平时负责征收进出口关税和管理农作物丰收等，利润颇丰，引起印尼原住民的愤恨；另一部分人则成了鸦片农商。1740年因糖价下跌政府压制，百来糖厂工人杀了50名荷兰军士，接着荷兰军队加上当地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展开了对华人的围剿，据说至少10,000名华人死亡， 仅剩的600-3000人东移，又在1741年受到当地爪哇贵族的暗地支持下联合爪哇人开始反抗殖民者的运动。自此，华人来印尼受到官方限制。19世纪后半期，荷兰殖民者试验种族政策致力保护原住民，而将华人视为“国家的最大威胁”认为其剥削当地居民。其实，这些最大剥削人的殖民者，将大帽子往流动的华人身上一扣，后者连土地权都很难获得。
印尼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其国民90%都是穆斯林。当年荷兰殖民者并没有撼动当地贵族的地位，当地的苏丹(伊斯兰国家的君主)也没有被当作伊斯兰教的监管人而是当地传统文化习俗的代表，因此，伊斯兰教在印尼如今呈现出地方化多元化的特征，而非一统的伊斯兰教。同时，虽然殖民者们有自己的荷兰办学，但对伊斯兰学校也较宽容，因此当地的贵族以及宗教人士通过教育系统渐渐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官僚，老师在武装游击动员上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苏加诺(Soekarno)1945年领导印尼独立后，50年代出现了四大政党，分别是代表受世俗教育贵族的PNI党(Partai Nasionalis Indonesia)，代表受现代化教育穆斯林的马斯友美党(Masyumi)，代表受传统教育穆斯林的NU党(Nahdlatul Ulama)，以及代表未受教育大众的PKI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而这其中，当地贵族和伊斯兰教的势力强大，而华人即使有“商业天分”，也不能像在菲律宾和泰国那样通过自由市场开始政经双赢一路开挂的人生。
1959年，政府和军队对外来人，如华人，阿拉伯人和荷兰人的居住和贸易进行进一步限制来保住本国企业。印尼华裔组织国籍协商会(Baperki)对此进行抗议，推动种族融合运动。1965年该组织被标为共产党组织后，500万人包括几千名华人在其后的反共浪潮中被杀害。印尼将军苏哈托(Suharto)其后发动军事政变，1966年上台，实行中央集权的军管。新政府对华人的处理方式仍然是分离而非融合，华人的语言，宗教和传统节日等文化习俗都被禁止，且华人都需要改成印尼名字。70，80年代，虽然有小部分华人通过“新秩序”的经济发展项目发家致富，但在公众眼里华人的成功是与和总统苏哈托(Suharto)家族腐败相连，用金钱换政治安全的行为使他们并不被社会接纳。
(图五：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
1998年，学生抗议政府的经济腐败，民众迁怒于华人企业，印尼六大城市再次爆发动乱，曾借势上台的苏哈托(Suharto)这回结束了他32年的统治，新总统哈比比(Habibie)进行种族政策改革。虽然事后有调查表明死去的多是洗劫者而不是华人，新政府回避谈论调查结果，但是成千上百的华人因此离开印尼，对印尼的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据说在1997-1999年间，估计有200亿美元的资本流出印尼到新加坡，香港和美国。哈比比(Habibie)为振兴经济，吸引华裔回到印尼，象征性地许诺他们一定的政治自由。他通过总统指令先是废除了官方“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名词使用，其次废除禁止学习中文的规定。其后接任的华裔瓦希德(Wahid)2000年，废除原先的法律保障了华人的文化自由，华文教育也开始复苏。2006年，印尼华人拥有被选举权，政治领域中也开始有华裔的身影。2004年的一届政府中，首位印尼华裔女性冯慧兰(Pangestu)当选为商务部部长。
2010年人口调查中，约有280万字人自认是华人的，约占印尼总人口的1.2%。但还有部分因为曾经的歧视历史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血统，另有报告认为实际上，华裔可能占5-6%。不过随着苏哈托倒台后的不断改革以及印尼政治的“菲律宾化”，华裔的政治权利逐渐受到保护。
身在三国的华裔虽然起初因各国国情受到的社会待遇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个人的奋斗和抗议后的改革，各国也渐渐显示出趋同迹象。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生想）
作为一个在东南亚生活过近两年的类似“华侨”，我觉得应该用三个因素解释华人在东南亚的成功：
1.
殖民因素——虽然不好听，但是华人能够在东南亚取得成功，殖民者的政策功不可没。
2. 教育原因——相比于传统东南亚民族，华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及相对的少子化（相比于东南亚民族，当然和国内的计划生育不能比），使得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中，华人获益更大
3. 地理因素——在80年代后的亚洲四小龙及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华人也获益更加明显。
先占个坑，回去再细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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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搞完了老板的东西，来细细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赞成 @沐繁 的回答，华人在东南亚的成功其实就是买办打下的底子。
先说一个比例，先给张东南亚地图
其实东南亚的核心区就在马六甲，因此东南亚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其实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除了基本是华人的新加坡，在其他几个国家，华人的财富大致是这样的：
泰国：人口5%，财富70%
马来：人口25%，财富70%
印尼：人口3%，财富70%
马来的比例偏低其实都是政府极为歧视性的政策造成的，这个可以后面再说，其他保持个7成一般问题都不大。
来东南亚的华人一般来自两个大地方（广东+福建），一个小地方（海南），所以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的航海都不错，配合着殖民者的政策，就造就了第一桶金。
其实我们一般都误解了殖民与占领的区别，殖民一般是保持占领地大部分的原状，只控制几个关键点。例如，在马来，英国人其实只管理三个城市（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广大内陆区基本还是苏丹的天下，因此，早期闯南洋的华人一般都聚集于这几个城市，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享受了发展的成果，再加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能够得到殖民者信任，成为了买办的先天优势。
简单地说，就是“买办”两个字。
从郑和下西洋那会儿开始，福建广东沿岸就有人陆陆续续下南洋讨生活，所以很早就和当地土著混的比较熟。而到了后来殖民地时期，西方殖民者为了开发矿产资源，还有橡胶、蔗糖等经济作物，需要雇佣人手进行生产。但是，他们懒得直接和当地土著直接交流，就雇佣华人或者土生华人（peranakan / 也就是华人与土著混血的后代）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替洋人管理当地土著进行生产活动。而原因无非土著懒，然后华人勤奋听话好管理。华人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渗透进了当地的经济的方方面面。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之后，久而久之，就诞生了很多大资本家像林文庆、陈嘉庚等等。之后，就是像 @图灵Don 讲的那样，向高端行业转型进军。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鲁苇玲
欺负土著，巴结女王，再加上一些些努力，一些些运气。
BTW, LKY is an anglop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