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联合早报）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梁文道先生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演讲现场满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轻人尤其寥寥可数。

梁的演讲近两个小时，谈的主要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和身份认同，但间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问题。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他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两文三语”其实更是对香港现有情况的描述，而在现有政策下每间学校具体的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开始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有的则是普通话当成另一门课，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粤语。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说，但以普通话或粤语作教学语言，却肯定会决定三十年后粤语的地位。现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轻易地以粤语读完《滕王阁序》或讨论哲学，但闽南语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却很难做到，原因便在于粤语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学语言。如果以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作为教学语言，那三十年后，或许香港人便再也没法用粤语讨论哲学了。

另外一位观众提问，说新加坡华文程度很难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难以华语做深度交流，问梁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他以自己学法语为例，法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在法国问路点菜，却不可能去读法文的福楼拜、莫里哀。

新加坡学生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或者说，除了日常应用以外，新加坡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从施政的角度来看，三十年后，华文在我们社会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语文特选课程将扩大到中学开办，说了一番话解释背后的用心，据报道摘其原话如下：

“我们必须善用学生对祖籍文化与历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学习语言，而要有效地学习，我们要让学习变得有趣并实用，少点压力和负担……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或许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还可能浇熄他们的兴趣。但如果使学习成为发掘新加坡和国人身份的过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动力。”

教育部预计明年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九所学校会各开一班。（联合早报）

把华文当工具，新加坡教育饱受诟病

只重语言技能，不讲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沟通，不求深入掌握——将语言视为应付日常对话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饱受批评的地方。语特课程和部长以上的谈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如果语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学来应付日常沟通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种能用来了解文化、发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问题是，把华文当成工具时，我们能发掘的是怎样一种身份？李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致辞时提到了本地华族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和学习华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以前常说的“华人就该学华语”那一套吗？照部长的说法，显然不是。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教育部官网）

部长并不支持“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的做法，反而强调“好奇心”。“华人学华语”是先天决定的、是强制的，“学华语你能更了解华人（自己）”则是后天学习的、有选择的。有选择的激发兴趣，强制的则浇熄兴趣。一方强调的是权利，另一方强调的则是责任。现在流行的是讲权利而不是讲责任，肯尼迪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现在听起来多少已有些不合时宜，正是因为这句话把人民的责任放在权利之上了。

但若论身份认同与国民教育，则重点往往还是在责任而不在权利：英语你能不学吗？国歌你能不唱吗？国民服役你能逃吗？不能，是新加坡男人到了法定年龄就该服兵役，是新加坡学生你从小学就该学唱国歌、学讲英语。在社会上，在法律上，你的身份决定了你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唯有尽了这些责任以后，你才会对该身份有更进一步的认同。

80%受访者：能说好英语是认同国家身份重要依据

两年前亚洲新闻台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CNA-IPS）曾对2000名国人进行调查，结果大约80%受访者认为，能说好英语是认同国家身份的重要依据。这国家身份的认同便是由国家教育催生的，而非个人选择所能决定的。固然国人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自行发掘出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国民教育从来都只能是由上而下地对国民的身份认同进行塑造。发掘是自主的，塑造是外加的，能自主学习当然是好事，但外加的教育却也未必就是不好的。

同理，能激发兴趣的教育固然是好的教育，但强制的教育却不一定无法激发兴趣。“强制”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有威逼的意思，但更多时候如果那是以一个预设的、默认的形式存在的话，当事人反而无法轻易察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国民教育），都有所谓的“理想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但大部分学生在求学时却很少会意识到教育部所预设所期望的这些。

（截自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新加坡教育部的网站里面也有清楚列明我们的DOE，说明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学成以后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谈母语教育，我们就必须要问，通过母语教育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如果是所谓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必须跟这身份捆绑在一起的责任，或者说相关的教育成果究竟该有哪些？

政府通过英文建立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

对这一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华语教学，怎样看待语特和特选中学。教育部为什么不能直接提倡“华人讲华语”？浇熄兴趣云云，只是政策实施带来的果，而不是决定政策的因。不提倡“华人讲华语”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英文和华文，国民身份与种族身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华文固然可以建立华人种族的身份认同，但政府通过英文（未必是Singlish）建立的却是新加坡国民的身份认同。英文不能放弃是肯定的，于是在教育部一贯的论述底下，对能力有限的、只能掌握单语的学生来说，第二语言便成了“压力与负担”。既然是负担，那学生还有什么理由要去背负？

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

教育部推行母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比如学华语可以发掘身份、与中国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于是母语所有的好处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义务的、可选择、可废弃的东西。讲华语不是华人该尽的责任，学生“选择”学华语，必是因为他察觉到华语的功用。

语特以前，母语最大的用处是日常沟通；语特以后，母语可以让你了解自己的“祖籍文化与历史”。语文是可以应付外在世界所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工具。这工具是可以舍弃的，这好处也可以舍弃的，换言之，你的这层身份也是可以舍弃的——如果你不喜欢，或者你能力不足。

不带身份认同的语言学习是不切实际的

早报记者黄伟曼在《多语才是资本》中提及她对双语或多语社会的想像：“最理想的状态应是华人也能说马来语，异族同胞也能讲华语” “当一位新加坡年轻华人的华文华语‘不够好’时，他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她认为教育部长的讲话“从宏观来看，鼓励多元语言学习，代表的是新加坡语言政策论述与思维的转变”，并认为这种论述可以“让语言学习回归个人，让我们从某种文化包袱中得到解放”。

黄的论述听起来很美好，但如果了解语言是如何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处于真空状态、不带任何身份认同的语言学习是不切实际的。语言学习固然可以回归个人，但身份认同却不是单凭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事。一个华人也不必为他华文不好而自卑，但他却是万万不可能通过学习马来文而发掘出自己的华人身份。如果照她的理想走的话，那新加坡人的国民教育是不是也能变得多语多元，让新加坡年轻人不会为自己的烂英文自卑？我们有必要分清，个人的语文学习和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教育制度下的每一个语言都会有一定的包袱，这包袱不只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

如果不谈身份认同，转将理想的教育成果聚焦于学生的能力上面，那么成绩可能相对容易检验了：我们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不要说朗读《滕王阁序》，现在连那是什么东西应该也没有几个学生知道了；用华语讨论哲学对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用英文不是更方便吗？这几年我去过不少华文讲座，不管讲座内容为何，都绝对是全国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随着生育率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联合晚报）

华语的适用范围越缩越小

华文成为单科科目后，在学校的使用频率与英语相比已经相当悬殊，再加上种种政治正确，华文的使用频率便更是进一步缩减。指示语为了显得正式，改用英语；课程介绍会怕家长听不懂，改用英语；一有友族在场，即使和华裔朋友讲话，只因为要“尊重友族”，便也改用英语。华语的适用范围越缩越小，我们还能指望学生用这门语言来讨论什么，从这门语言里发掘出什么身份？譬如一个人手握毛笔但从不写字，却要他如何发掘出他书法家的身份？

演讲的“理论总结”部分，梁文道向现场提出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各种身份认同（如中国人、香港人、佛教徒、男人、异性恋、人类等），那在这些身份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梁的意见是：我们其实不必强为我们的各种身份做出次序排列，我们不同的身份其实是对应不同环境需求的。比如你过海关时需要出示护照，只说你是佛教徒并不管用；又如男人进了女厕，被视为变态时如果说对方是在歧视国籍，则是无理取闹了。

借这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英语华语真的代表我们不同的身份，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讲华语？我们真的需要替这两层身份分出先后吗？

所谓的华文精英已是凤毛麟角

新加坡华人社会自立国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社群：华文社群里的人一般家里讲华语，华文好英文差，英文社群的则相反，但两者势均力敌，断不能遽判一方为精英一方为平民。教育政策以英文为尊，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英文文化圈的壮大，华文文化圈的消亡。特选中学及语特表面上似乎秉承了华校精神，培养的都是熟悉华人文化的精英，但在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大环境下，所谓的华文精英其实已是凤毛麟角。新加坡社会所谓的精英，可以是双语人才，也可以是单语精英，但这单语却只能是英语而不能是华语了。

那些原本在华文圈子里的、在家里讲华语的子弟（如王部长、反对党领袖刘程强等），便必须刻苦求学，让自己的英文至少上得了台面，才能跻身所谓的精英阶层。而那些英文圈子里的子弟，华文就算再不济，也还有CLB这后门可走，无碍升学，无碍就业。华文能力绝对是一种可以带来优势的技能，甚至可用于国会辩论，但这能力却又似乎和学外语或学钢琴一样，变成是精英拿来炫耀的文化资本了。

语特和特选中学处境尴尬

在这个大背景下，语特和特选中学的处境就格外尴尬：华文社群有人视之为聊胜于无的鸡肋，也有人视之为逃避现实的拐杖；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少数学校开办，又只限华人报读，在英文社群里就被批评为精英主义、种族主义。近几年新加坡的英文评论界流行所谓的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 的说法，特选学校便首当其冲，被冠上了“导致种族隔阂”的罪名。

对此教育部也推行了各项活动作为回应，比如让特选中学学生学习马来文、进行校际交流、推行马来文淡米尔文语特等等。这些对策有没有效暂且不论，但至少有许多人还是不满意，认为那治标不治本，不如一举废除特选学校。

华校变成了一种种族主义，原本华文与英文之间的角力，也就悄悄变成了种族之间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者并非全是印裔巫裔，英文圈子的华裔（也包括特选课程的学生）都在认真地“反省”。他们许多都是某个程度上的双语精英，但他们却无法理解华校支持者的用心。

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在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推介活动上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学校无法培育以华文思考的学生

这种英文圈子与华文圈子的沟通不良，正好侧面反映出特选学校的致命伤：特选学校并没有办法培育以华文思考的学生。现今新加坡当然仍有不少人是以华文思考的，其中许多也是语特出身，但他们之所以用华文思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而不是因为语特。语特能做的，只是培养这些仍把华文当作第一语言的学生，让他们能成为华文文化圈的生力军，如何为语特提供更多以华文思考的学生生源，那才是新加坡华文文化圈存亡的关键。

三十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我想肯定还会有的。但讲华文写华语，却很可能是老年社群和外来社群的特征了。华文文化圈的消亡，将会让这个社会日趋单元化，也会让这个社会失去从英文世界以外看待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长也说了：“我们须改变这个方向。相反的，应该是越多人读语特越好，让更多学生相信自己能胜任。这需要时间和努力达成。我们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把语特扩大到中学。”

如果教育部真的能让母语的地位变得更接近英语一些，或许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