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有点长，也不知道里面的一些论据是否有足够数据支持。不过感觉大致是跟我理解中香港衰退原因一致的。最大的绊脚石是地不可以用来开发，政府无法掌控土地使用，财团控制香港绝大部分土地也控制着所谓的政客，也牵制着所谓少数人特权阶级的民主。HDB政策真的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保证了稳定慢慢增长的房价和供求关系的平衡。小国家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调控，才能没有内患，周边和国际的影响太大了，小船需要快速决策随时掉头才能在夹缝生存。希望新加坡越来越好。

原文如下：




香港人你为什么这么绝望

原创： 小声比比的饭爷 炒股拌饭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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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历史角度聊社会现实，讲金融故事，谈投资方法





香港的崛起

曾几何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被称作亚洲四小龙，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地区。

要说香港从一个普通的渔村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从1841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让到1951年，香港也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但也就比渔村强点。

香港当时更像一个军港，港口旁边是给军港做补给的渔村，和商贸关系并不大。

那时候的香港经济别说北京上海，就连广州都比不上。

原因很简单，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是完全开放的，外国的人员、货物包括资金都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入中国内地，有什么必要绕道英国人控制的香港，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嘛。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开始全面对华禁运，和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全面切断。这时候的香港自然更加没戏了，既然中国对西方的经济支持没啥期待，那么西方的窗口香港自然只能打酱油了。

当时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切断经济联系我们觉得也没啥大不了的。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物资、资金和技术，这是朝鲜战争带来的红利，以前我们在《一个大国崛起路上的日常》里面提到过。

香港的转机来自于中苏关系破裂。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撤走全部援助和专家，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操作。

当时的中国，经济和科技正在从无到有在快速发展，工业化也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56个苏联援助项目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如火如荼的进行。

156个项目是中国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期间，当时苏联对新中国工业领域的156个援助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全国，但主体是放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及西北地区。

为获得继续发展所需的技术和资金，中国在这个节点上自然而然的转向了西方。

转向的标志性事件就是70年代初著名的“四三方案”。

啥是四三方案呢？这名字来自当时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大规模引进西方的26套大型技术设备。

大家熟悉的上海石化，燕山石化，齐鲁石化，武汉钢铁，南京钢铁都是那时候引进的。

从四三方案开始，中国和西方的经济联系开始重建，这种联系由小及大，最终演变成了后面的改革开放。

当年主持四三方案的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虽然经济联系逐步建立，对西方开放的框架也定了，但实际操作问题还是挺大的，我们和西方互不熟悉对方的规则，政策法律上中国直接获得来自西方的人员、技术、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这时候迫切的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需要熟悉大陆，也需要熟悉西方。

这时候，香港崛起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接近冰冻的50年代，大陆和香港也保持着稳定的经贸人员往来，彼此是有信任的，毕竟一奶同胞。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国治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对西方的法律，文化和贸易规则都很熟悉。

这些优势让香港成为大陆和西方经贸往来的最重要中转站。

中转站功能带来的巨大转口贸易量使得香港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和自由贸易港。

看一下GDP曲线，香港经济正是从70年代末开始起飞的。



同样的，香港还充当了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联系纽带，直到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经贸往来，多数都是需要转道香港的。

很多人讲了香港发展的各种理由，比如二战后西方开始技术革命，世界发达工业国开始从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填补了西方转型的空白，快速实现工业化富裕起来等等。

要是单纯比劳动力便宜，当时东亚廉价可替代的劳动力市场很多，香港并没啥必然的优势。

而且仔细看看香港的GDP增长曲线，根本看不出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香港工业化是50-60年代就开始发生的事儿，可直到70年代末大陆开始搞对外开放，香港GDP才开始同步起飞。

伴随天量转口贸易建立起来还有金融中心，鬼子们都看到了中国开放的巨大机会，来自西方庞大的资金要借道香港流入中国大陆，他们需要一个在西方法律体系下便捷的交易中心，香港的金融业也同步崛起了。

可以看出，香港经济的腾飞得益于大陆的改革开放。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大陆的开放是一个渐进而又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出入中国大陆的窗口获得了巨大的红利。

开放之初，国际资本进出大陆不那么容易，对开放程度也报以观望和迟疑态度，资金人员技术从香港进出成为最佳替代选择。

因为香港的免税港优势和大陆旺盛的需求，直到2004年之前，香港的葵青货柜码头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货柜码头。

这时候的香港用钱漫脚面描述一点都不为过，国际物流中心，金融，保险和各种服务业都无比繁荣。

香港人用英语迎接全球投资，用粤语在大陆寻找商机，钱赚的不要不要的。

当时的香港人和大陆人比多有钱可能很多年纪小的朋友想象不到。

很多香港的卡车司机，出租司机，环卫工人90年中期在香港每个月赚1万多港币，这点钱在香港连中等都不算。

到了深圳，那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深圳人当时也就赚几百块一个月。

这些人跑来深圳包个年轻姑娘做二奶，在香港上班，来深圳花钱。

著名的二奶村下沙村光香港人就住了4000人，类似的村子还有好多，比如皇岗村、沙嘴村、水围村、黄贝岭村等等。

最近一部片子《过春天》也提到了这个事儿，电影里的佩佩16岁去找工作，做水客带Phone6过关。

这款手机在2014年发布，可以推算佩佩是1998年出生。

这个年份暗示的是佩佩妈的过往，她是一个香港人包的二奶。

二奶在那时候多数是长得不错，没啥文化，又不愿吃苦的姑娘。

在当时二奶被视为一个职业，收入很高而且非常轻松。一周男的过来一次，二奶陪着逛街睡觉，平日睡到中午，做做指甲，打打麻将，一个月能拿几千上万块。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二奶的真实生活，片子里Jo骂佩佩：“你和你妈都是鸡”，由头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面大陆经济水平提高了，两边差距越来越小，很多香港人自己都生活困顿，哪还有钱包二奶，很多抛下二奶就不在回来了，佩佩妈就是其中一个。

可以说，抛弃这批二奶的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现在的香港人也同样面临同样的窘境。



香港的衰落

很多人都在奇怪为什么香港人对大陆人这么敌视，现在随便上网搜搜就会发现类似下面的信息---《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等等。

要知道包二奶的年代中国比现在落后的多，两边吃瓜群众的关系都要好的多，从来没撕的这么厉害。

总有人说香港人恨中是因为回归以后的政治原因。

其实香港人恨大陆人的根源，压根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经济。

要知道回归前香港人一点不恨大陆人，态度友好的不得了，而且很多香港人本来就是大陆人偷渡过去的，他们当时的心态只是不太看得起大陆人，就像我们看印度人非洲人一样，觉得这是一帮穷鬼，毕竟我们工资只有几百的时候，人家赚的是上万的工资，连卡车司机清洁工人也能来大陆包个年轻漂亮的二奶，那时的香港人可谓优越感满满。

过了二十年以后，香港人平均工资还是上万没咋增长，可我们一二线城市好多人已经和他们赚的差不多了。

以前的大陆土包子居然能跑到香港随便就能出手买几个我们高等香港人都买不起的奢侈品包包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二十年从称呼的变化也能看出一点端倪。

以前香港人叫大陆人“大陆灿”，类似乡下人的意思。

现在反过来了，香港人被大陆人叫“港灿”。

从一个普通清洁工人货车司机随便回到深圳就能包个年轻漂亮的二奶享受生活到现在去深圳漂亮女人看都不多看他一眼，还要要被叫港灿，心理落差有多大可想而知。

这感觉就像以前我是高贵的大英帝国三等公民，现在你把我们英国爸爸赶跑了，我自己又被遗弃了，心里能爽么？

你强大富裕了，我们港人不爽了，其他没办法，敌视你总可以吧。

说起来很多发达地区的土著也都是这样，他们认为之前享有的优势都是与生俱来的，好处都想要，损失则是一点都不行，实际上是丧失了竞争力的本能反应，以前上海的KDS，北京的正宗卤煮维护者排外也差不多一样的道理。

由于回归以后香港人开始遇到经济困境，后面很多香港人把香港的经济衰落归结于回归后特区政府无能。

其实这玩意根本不能怪特区政府，历史的进程罢了。

人总是健忘的，香港之所以能充当大陆的买办，本质上是因为当时东西方直接交流不畅。这是暂时问题不是永久问题，随着内地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大陆和西方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越来越容易，为啥还跑到香港让二道贩子过一手呢？

这个问题一旦解决，香港自然就没戏了。

只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花的时间长了点，几乎一代香港人都因此受益，所以让这代人觉得好像这种红利都是天经地义。

红利过去还想过以前的生活自然需要转型。

不过留给香港的转型选择并不太多，因为整个香港已经被地产绑架了。

70年代开始，大财团和地产商在香港崛起，开始操纵土地供应。

他们先颁布了一个规则，城市里大量用地被定义为郊野公园用地，也就是说这些土地不能用来开发，只能做绿地闲置。

这些土地占到了香港土地的70%以上。

在这个规则下，只要有官员想改革增加土地供应，房地商圈养的环保组织就会被放出来咬人，通过“民意”逼迫他们减少供应。

每个买了房的香港人，也会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摇旗呐喊。

香港的土地供应量自然是急剧压缩，从以前的每年大约10公顷土地供应压缩到现在10多年才有大约10公顷土地用于新建住宅。

急剧减少的供应使得香港地价飞涨，楼价自然也是飞涨。

这种状况下最惨的自然是年轻人，目前香港八所大学录取率18%，毕业生月入中位数约1.1万，够买0.7平方英尺典型中产楼盘太古城（1平米=10.76平方英尺）。租金/月收入中位数约35%，“三面下床”一间屋租金起步五千。

可以说，香港楼价对普通人的压榨率已经达到极致，以前《创世纪》有一个经典镜头就讲到过这个。


居高不下的地价和房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要命的。

除了少数高精尖和金融企业，几乎没啥企业能承受如此高昂的用地成本。

人工工资也水涨船高，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产业自然就完蛋了。

高昂的地价和薪资水平决定了香港想要焕发第二春只能在对土地和人力成本不敏感的高利润行业中寻觅，所有的低端产业都没戏。

问题在于，香港背后的大陆是个更广阔的市场，人力成本还比香港低，如果一个产业可以搬家，那搬到大陆就是了，用地人工成本都便宜的多，市场也在那边，香港不过是个700万人口的市场而已。

而且高昂的人力成本决定了，如果一个产业在香港大量吸纳劳动力，那必定会背上沉重的人力成本负担，完全没啥竞争力。

高薪的行业类似金融，保险又吸纳不了那么多就业。

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迁往中国大陆，随着地价越来越贵，香港的产业也越来越空心化。

现在的香港，除了少数超级富豪和一部分中产，剩下的都是大批贫民。

李超人这些富豪在房地产赚的盆满钵满，很多普通香港市民却连小房子都住不起，成为笼民。

TVB有部《一百万人的故事》就是拍这批人，要知道香港也才700万人，居然有100万人是笼民。



要说香港也是有过转型的窗口的。

1997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上任伊始，就希望带领香港摆脱对单一行业尤其是地产业的依赖。

他雄心勃勃的提出了八万五计划，每年提供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家庭有自置居所，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

同时提出在商贸，旅游，工业，科技上增加投入，兴建科学园，为香港未来打下基础。

不过香港人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三年后，当巨量廉价公屋被推向市场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50万有产中产上街，抗议香港房价下跌，拉着横幅要董建华滚蛋。

“民意”汹涌，香港中产想要的不是市面上的房子变便宜，而是只允许自己购买的便宜房子。

八万五计划夭折，转型到其他产业负担不了高昂的地租成本，董建华无奈，只能把施政重点转向了高科技业。

这一次他提出了矽港计划和数码港计划，计划投资100亿港元发展半导体产业打造东方硅谷。

开始的合作方是台湾的张汝京。

这时候“民意”又发挥作用了，全港媒体都在连篇累牍的质疑台湾人来香港炒地皮，即便后来张汝京承诺只租不买，香港人依然不依不饶，把张汝京赶出了香港。

花了两年连块建厂的地都没批下来，张汝京选择去了上海。

上海政府双手欢迎，前五年免税，后五年税收减半，土地几乎是免租金使用。上海建起了这个中国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制造厂。

不过李超人的儿子李泽楷倒是靠着一纸“数码港”规划成功游说香港政府获得了大片土地，连招标都不用做。

最后李泽楷并没有在高科技上投入一分钱，这个所谓高科技中心最后被小超人做成了一个地产项目，赚的盆满钵满。

看出来香港“民意”多牛逼了吧，每次都是挖个坑自己跳。



无解的现状

最搞笑的是，现在香港舆论喜欢批判现在香港不景气是因为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上面诸多例子已经告诉我们香港民意有多蠢了。

况且之前的香港繁荣和民意也没啥关系，只不过是借了大陆特定历史时期的东风。

港英政府又何尝在意过什么民意，那时候港督是高贵的英女皇派的，香港人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公务员体系里香港人排在印度人之后，妥妥的三等公民。以前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也在60年代上过街，结果被他们英国爹派来的印度军警开枪教做人。

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循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就像拉磨的驴一样围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每每在重要的决策上被泛民粹绑架。

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又不知道是为啥，经常被一些表面文章蛊惑，一说就是抗议，一闹就是上街，个个觉得自己牛逼闪闪。

他们总是把矛头指向背锅的大陆，香港真正的主人们，地产巨子，金融大鳄则在背后偷偷数钱偷着乐。

在舆论煽动下，香港人不但对大陆怀有极大抵触，对内地游客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典型的就是地铁不能吃东西的事儿，内地游客地铁吃东西，会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演变成游客和香港人对骂，最后归咎于游客素质问题和社会公德问题大讨论。当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吃东西，同车香港人却一片沉默。

什么素质公德法制问题都是扯，说到底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必须是你们迎合我们啊，归根到底是优越感在作怪。

目前的香港想要有所改变需要国家的强势介入，打破地产对香港的绑架。

可香港人只要怀有前面的心态，大陆任何试图介入香港事物的举动都会招来强烈反弹，想要在大陆引导下进行健康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上，现在这个基础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现在的香港问题几乎无解。

改变这个心态需要等香港经济明显跌落到中国沿海城市之下才行，这时候才能打破他们心中的优越感。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所有的资本流动和货物贸易都不需要借道香港，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香港再富裕也就700万人市场，大陆随便一个港口，背后都是一个乃至几个省的人口，市场决定了资本和货物的方向。

方向的改变让这些年的香港经济下滑速度快的触目惊心。

从GDP的角度，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长率仅仅是0.5%，同一时间深圳增长率是7.6%，上海增长率是5.7%，北京增长率是6.4%，广州增长率是7.5%。

从产业的角度，连香港最有优势的国际物流业都在持续下滑。

2018年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较2017年下跌8.2%，与第七的广州港第八的青岛港差距已经很小了。

既然市场在中国大陆，国际物流直接去上海分拣，然后分散到深圳，天津，广州，宁波，青岛不好嘛，干嘛还来香港。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从2004年丢了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口的宝座之后，香港的排名一路下滑，去年是前七位中唯一一个同比下跌的城市。

上海港增速倒是越来越快，吞吐量越来越大，到现在已连续9年是全球第一货柜港了。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时代渐渐远去，香港被地产绑架的趋势却有增无减。

香港前10大富豪，6个房地产，1个博彩，1个金融，1个电子，1个电商。

其中前六除去一个博彩，几乎全部是房地产。



极不友好的高房价榨干了年轻人，少数地产富豪赚的盆满钵满。

用房地产榨干普通居民的血汗以后，香港的地产富豪又把触角伸向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供水，供电，供气，港口，通讯，零售几乎全部被大地产商垄断。

一个普通香港人的一生有多悲催呢？

住着李嘉城长江实业盖的房子缴纳超级地租，一大半收入先被贡献给房贷，电费缴给李嘉诚的港灯，煤气缴给李兆基的中华煤气，电话网络是李嘉诚和记黄埔的，电视网络是他儿子李泽楷电讯盈科的，下楼卖菜的百佳和屈臣氏也属于李家。

可以说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他们包围，不断从你身上抽血。

我们前面说过，因为高昂的地租成本，只有高科技才可能作为转型方向。

可香港是一个高校众多却没有科研的地方。

以前有个统计，香港全岛2016年的科研投入是2.43亿美元，同年华为一家公司的研发投入是900亿RMB。

全岛科研投入比不上华为的五十分之一。

博主经常说，人类社会多数问题的根源都是经济问题，从经济视角看问题，会容易的多，香港问题也是一样。

整个香港经济全部依靠贸易和金融，所有的贸易和金融又过于依赖大陆，大陆开放加深一步，香港便少掉一块蛋糕。

优势不断失去，找不到新的出路，香港人不绝望也不行啊。

正因为经济下滑带来的绝望，所以你才看到各种完全没道理的奇葩事件不断发生，之前是占中，最近是修例。

随着中国大陆的进一步开放，留给香港的时间和能转型的方向越来越少了。

没有新的方向也就罢了，以前的优势产业也在不断下滑。

看看香港的港口业务就知道，随着大陆逐步开放，香港的港口业务辉煌不在，逐年下滑。

可以设想，以后当大陆沿海都是自贸区的时候，香港的港口最多也就是台湾省的高雄港或者更差。

以前我一直觉得香港搞旅游业不错，旅游业也是近年来香港少有的景气行业。可因为香港人对陆客的敌视和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越来越多的大陆人不愿意再去香港，很多人现在对香港的印象应该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差不多。

香港最后的契机可能在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抓紧离岸结算中心这个稻草，否则当RMB国际化完成以后，香港再无机会。当RMB完全放开和国际接轨以后，谁还会去香港上市，自然而然的大家都会选上海深圳。

或许未来像澳门一样开放色情和博彩是香港仅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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