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南渡”系列总导言：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华人下南洋，形成移民潮。在历史上，永嘉之祸导致晋室南迁，名门世族大户以及官宦士绅随即南下，称为“衣冠南渡”。十九世纪末中国人下南洋，主体是劳工、农民、渔民，则可称为“布衣南渡”。

（当年在厦门登船准备下南洋的华工）

在新加坡华人祖辈中，风行的是以中国民间文艺为载体的俗文化。对他们来说，更能引起共鸣的是民间文艺，例如地方戏曲、民间歌谣（如：南音、山歌）、民间故事等。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新加坡一直发挥着各种社会作用，直至今日。

“新加坡眼”推出“布衣南渡”系列，以飨读者。

第一篇：《中国戏曲传入新加坡》

地方戏曲风靡一时

早年华人移民进入新加坡开山垦殖，首要设施，先建神坛，供奉家乡所供奉之神明，感谢神明庇佑自己万里跋涉安全抵达南洋。每当神诞，即开大筵，宴请乡邻亲友，必演戏曲。所演戏曲，又以供奉之神明有关的内容居多，如大闹天宫、包公断案、妈祖故事、过五关斩六将等，因此各神庙都建有大戏台。

（这张照片摄于新加坡，1880年左右，街戏的基本样式至今仍一模一样——临时戏台、绸带和横幅作装饰、一桌二椅、喧闹乐声、华丽戏服、唱腔和身段等等。）

当时流传至新加坡的剧种为广东人的粤剧、闽南人的高甲戏和潮州人的潮剧和汉剧，还有琼剧与京剧。

1887年，牛车水一带开始出现戏园，如：梨春园（Lai Chun Yuen），可容纳834人，每天上演两场粤剧，还有普长春（后改名庆维新，演粤剧）、庆升平（演京剧）以及怡园。

戏园是茶座式设计，给观众配桌台，供应茶点。1918年，梨春园改建，把座位改为一排排的统一面向舞台的现代戏院设计，开创分级收费制，座位分设为三等，为：普通座、贵妃床、光绪座。

戏园的典型结构

除了牛车水的这类职业戏园，市区的一些妓院、茶楼、酒楼（如南天酒楼、皇后酒楼、高升茶楼）也有专演戏曲的舞台，一些大户人家在节庆时也会请戏班到家里表演。中国大陆、香港的许多名伶都下南洋镀金。粤剧名伶在省（广州）港（香港）登台，若在名字之下写着“南洋回”三个字，这个伶人就身价十倍，表示他曾到外面去见识归来，就好比现在的一些歌手，如果没到过维也纳金色大厅，就好像不够档次一样。班主请伶人之时，特别厚待“南洋回”的伶人，因为他们的号召力比较大。

当时职业戏班的演出分日场、夜场，日场主要以武戏为多，如：《薛仁贵征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夜场则以小生花旦戏为主，如：《双进士》《孟丽君》《和睦成家》等。

二十年代末，由于社会名流和殷商巨贾的高端市场需求，于是出现茶楼清唱这一演出形式。一些京剧演员包括潘月红（1912-2016年）就是在茶楼清唱出名而转到大戏台演出的。当时著名的茶座有吉祥楼、南天酒楼、天一景、新南唐、大东、群醉林、桃园等，由喝茶的顾客点唱，演员清唱。点唱费相当可观，走红的演员收入颇高，据潘月红回忆，1932年她14岁在茶座清唱时，每月收入可达75元，而当时猪肉一斤只要一毛多钱，30斤大米只要一块多钱 。

潘月红（1914-2016）

戏曲红极一时，甚至出现了“二姑团”。当时粤剧戏园分为男人班和女人班两种，所谓“二姑团”，便是一些专捧男人班的阔太太或欢场女子组成的小团体，除了请演员吃饭，买他们的戏票捧场，她们还常常送花牌给自己喜欢的老倌，在花牌上用一张张钞票贴出红艺人的名字，这些花牌有些便摆在梨春园门口；她们也送金牌和银子牌。同样的，女人班也有一批做大生意的商人用同样的手法捧著。

闽剧高甲戏反串花旦也十分受观众欢迎，他们演出时向台下点戏的老板伸手轻指推送秋波，俗称“落科”，台下争风吃醋的其他观众经常大喝一声“摔破”，用以干扰、打断眉目传情，往往引起殴斗。

有些抽大烟的戏迷趁白天没演戏，跑到后台趟在地板上让反串花旦给他们装鸦片烟，经过他们动手，本来市价几毛钱的一包鸦片马上升为四五块钱，经常有妻子或母亲到戏台来把丈夫、儿子赶回家，有时夫妻还在台上吵闹打架。由此可见戏曲作为娱乐方式之红火。

当时戏班竞争激烈，会上演“对台戏”。对台戏也称“斗戏”。如果有两台水平相当的戏班在毗邻地点演出，那么，观众就可能互相蹿，戏演到某一段时，“哗”的一声，很多观众就涌到另外一台去看戏，或者等会儿又移回来，或者有些人移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当时也开始涌现许多民间业余戏团，分跨粤、潮、闽、京、琼等主要剧种。到了30年代末，戏曲在新加坡的发展到达了巅峰时期。

“三大世界”里的戏曲演出

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盛极又衰

纸醉金迷，夜夜笙歌。

1937年，七七事变枪声响起，一下子把人们从歌舞升平抛入残酷的战火中。

为了响应抗日救国，新加坡的戏曲团体和社会办了不少抗日筹赈的公演和义演，如1938年国声音乐社在大世界游艺场公演爱国题材粤剧《龙潭俪影》。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短短两个月后，1942年2月8日，日军从马来亚南下。八天后，2月15日，大年初一，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

（驻新加坡的英国守军向日军投降）

日军占领新加坡，为粉饰太平，专设了文化和演出管理部门，让戏班继续演出。但是经济不景，许多职业伶人回返中国，戏曲盛极而衰，一度凋零。

战后，世界经济迅速复苏，尤其对树胶和锡矿的强劲市场需求带动了新马经济，1950年韩战爆发更是大大刺激了这些战略物资的需求。经济的繁荣发展再次刺激了文化和娱乐产业的发达，包括戏曲，衰极而盛。

（韩战爆发，刺激了新马经济，带动娱乐业的发展，包括戏曲。）

此时期中国大陆与香港名伶再度南下，包括粤剧伶王薛觉先、新马师曾、红线女、关徳兴、白玉堂等，以他们为号召，到了新加坡之后与本地剧团和演员搭配，同台演出。

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代“黄飞鸿”，就是粤剧名伶关德兴饰演的。

本时期电影和唱片业崛起，一些名伶开始拍片，灌录唱片。相对於戏台演出，电影和唱片属于可复制类别，价格低廉，观赏价值也不错，价廉物美，吸引了大批观众，对戏曲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粤剧名伶到新马登台宣传新影片，经常万人空巷。

电影事业的发展吸引了人们对戏曲的兴趣。1957年，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开始拍摄黄梅调华语电影，如《七仙女》《女巡按》《梁山伯与祝英台》，掀起热潮，也捧红了一批黄梅调明星如凌波。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人们的兴趣转移到戏曲电影，戏班受到冲击而逐渐没落，到了六七十年代，本地职业戏班大多退出戏院和游艺场，大部分时候演出街戏。只有在外地的粤剧团，如香港粤剧团南下公演时，或是本地剧团邀请香港名伶南下助演时，如1967年金龙粤剧团携手香港名伶红霞女等在新世界游艺场演出《女儿国大封相》、1969年碧云天粤剧团携手香港伶人高丽等在牛车水人民剧场演出《琴剑华丽碧云天》，才能掀起热潮。

歌台的兴起

对戏曲冲击尤为严重的，是“歌台”这一民间娱乐形式的兴起。

歌台最早出现于1942年日治时期的新加坡。日治时期，人们生活苦闷，娱乐节目缺乏，很需要一些消遣活动来放松身心。设于新世界游艺场内的大夜会和安娜食堂是新加坡最早的歌台雏形，成了人们的一个娱乐去处，但是“歌台”这个称呼在五十年代初期才出现。其它有名的歌台还有：东方食堂、乐园食堂、大家乐食堂、大生食堂等 ，此一时期也就成为了歌台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歌台竞争很激烈，主要依靠乐队、名歌星和热门金曲来吸引观众，除了大夜会、安娜食堂，当时比较出名的歌台还有体育馆、榆园和五十年代的仙乐、新生等，比较知名的歌台金曲则有《莫忘今宵》《青山流水》《可怜的秋香》《桃花江》《夜半歌声》《卖糖歌》和《好姑娘》，以及后来的《把生命交给歌唱》等等。

（早期的歌台（照片来源：igetai.tumblr.com））

1945年新加坡光复以后，在大世界游艺场创办的仙乐歌台，是战后新加坡的第一家歌台，歌星杨佩云成为了仙乐歌台的老板。五十年代的一些当红歌星如陈美光、白凤、林兰、熊莉莉、庄雪芳等，都在仙乐歌台唱过。

五十到六十年代期间，新加坡大大小小的歌台此起彼伏。从兴起到衰落的这二十年里，单单三个游艺场内，就前后产生过50多家歌台，歌台外还有一些跑码头演出的歌剧团，大部分歌台都经历了短短几年就从鼎盛到没落的残酷竞争和辛酸苦辣。其中，新生歌台在歌台业撑过了11个年头，应是新加坡本地歌台中寿命最长的。新加坡本地谐剧的双宝王沙与野峰，也曾在新生歌台表演过五、六年，是当时歌台的王牌节目。

另外，五十年代有些歌台和歌剧团为了生存，甚至竞相表演脱衣舞吸引观众，歌台在这一时期被讥讽为“黄色的圣地”。因此也有一些歌剧团，打着反黄的旗帜而成立，例如大众歌剧团和春晓剧社，希望能够“建立健康文娱，维护正统剧艺”，可惜并未能抵挡脱衣舞对歌台的入侵。直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成立自治邦政府并大力扫黄，才制止了这一股“脱风”。

现代歌台上的模特表演。（照片来源：Redwire,2017）

六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新加坡不少店屋被拆除，许多街头活动也被迫停止，歌台随之衰落，唯有“七月歌台”仍然活跃。

“七月歌台”是歌台的变身，顾名思义为农历七月配合中元节活动所举办的街头歌台，一个月下来可有大大小小多达500多场。现今的七月歌台一般以演唱闽南语歌曲为主，当中穿插一些脱口秀娱乐观众。惯例是中元会主办单位出资让台主筹划歌台，歌台歌手则盛行“跑台”，即一个晚上连续赶到好几个不同的演出地点。与平日歌台不同的是，七月歌台第一排的观众席必须留空，为的是留最好的位子给“好兄弟” 观赏表演同时开放给群众免费观赏。

（照片来源：lifeisreallybeautiful.com）

七月歌台比歌仔戏更为通俗，有时带有情色意味的演出，比如主持人讲讲黄色笑话，歌星和舞蹈演员穿着清凉，舞风香艳；而且主持人可以与台下互动，有时还说些政治笑话，揶揄时政和时事，语带双关，冷嘲热讽，较之单向表演的戏曲更能引起群众共鸣，更能吸引人们围观。对于中元会来说，围观的人越多，场面越热闹，越是间接证明“好兄弟”也喜欢看。把“好兄弟”伺候好了，赐财赐福，不在话下。因此，中元会愿意花钱请来歌台作酬神演出。歌台于是抢占了福建戏班的许多酬神演出。

此时酬神戏的需求减少，观众流失，戏班没有发展的动力，逐渐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