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强调精英治国和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作为政府部门也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外交部本部官员和驻外大使的选拔也体现了这一点。

“那么新加坡领导人认为的精英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认为，在人才群中的佼佼者才算是精英，只占总人口的1–2%，他们天资聪颖，受过良好的教育或专业训练，能力超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判断准确，办事利落，道德完善，廉洁奉公，体魄健全，具有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精神，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门，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扫除障碍，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领导人只需要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期完成任务”。

新加坡的外交部官员和驻外大使等外交官的选拔与新加坡其他部门的官员有类似情况，他们之前的职业十分多样，有议员、公务员、商人、律师、报人、医师、教授和学生，族裔也具有多样性，涵盖了新加坡各个族群：华裔、印度裔、马来裔、欧裔。

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主要有：

后来成为总统的外交官

纳丹

纳丹总统，1924年出生，他曾做过公务员和工运组织的负责人。

1965年至1971年，他在刚刚成立的新加坡外交部担任助理常秘和副常秘，后调至内政部和国防部担任要职。1979年至1982年，他被调回至外交部担任第一常秘，1988年至1990年他担任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大使），1990年至1996年担任驻美国大使。

1999年他当选新加坡总统。在建国初期的日子里，他主要跟随李光耀总理和拉惹勒南外长会见外宾，通过担任记录、提供背景资料、撰写外交文书等边干边学，逐渐熟悉外交业务。他因政治技巧娴熟和反应迅速而获得重用。

在他担任第一常秘期间，他受命对外交部进行改革，对塑造新加坡外交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利用外交部1970年和1979年入部的两批公务员建立核心干部队伍，并积极招聘年轻有为的青年学生，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将外交部重组为6个司，最重要的就是将原来分散的政治、经济和地区处统一在一起，让外交官们全面掌握主管的业务情况；建立“上午祈祷”制度，由主管官员汇报从驻外使馆和通讯社获取的最新国际和驻在国形势，研究对策；撰写“信息简报（Information Note）”向部长和常秘们报告最新涉外情况。新加坡外交部第一份“信息简报”于1979年2月21日诞生，内容是关于中国与越南的冲突。

新加坡在职时间最久的外交官

许通美

许通美大使，生于1937年，他是新加坡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国际法、多边和双边谈判专家，是新加坡任职最多、时间最长的大使，他目前还担任新加坡外交部无任所大使。1968年，在担任新加坡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的31岁时，许通美教授获任新加坡第二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直到1971年。

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太年轻了……拉惹勒南让我去，倾听、学习并报告回来。我那三年的作用就是学习认识世界，为新加坡交朋友，帮助总部了解联合国如何运作。年轻有有利和不利之处。那些年长的大使们和联合国秘书长和我工作关系良好，待我好像他们喜爱的侄子一样，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喂料。我得到了良好的指导”。

在回校担任法学院院长三年后，他又于1974年获任继续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这次历时十年。1984年至1990年，他获任驻美国大使六年。他最著名的经历是1981年至1982年担任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主席，出色地主持了《联合国海洋法》的谈判工作。他在1993年还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斡旋俄罗斯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事务。他还作为新方代表主持过同马来西亚的岛屿划分谈判，以及新加坡与中国的建交谈判。

他在介绍外交谈判人员应具备的素质时强调了八条：要看到任何谈判都具有其特殊性和不同；要建立一个团结幸福的内部团队；全面掌握情况；知道如何适时利用外国顾问；要建立对事实的共识；要使用情商；要积累文商（Cultural Intelligence）；要实现双赢的结果。他还介绍了在他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当得知对方团长喜欢印度菜后，专门请他在新加坡的小印度参观，并安排在著名的印度餐馆－阿波罗香蕉叶宴请。

在强调文商和情商的重要性时，他指出，外交谈判人员要了解对手国家的历史、文化、思维模式和谈判方式，要展示对谈判对手的尊重、友好和礼貌。对手对你的示好也会投桃报李，这有利于营造积极的谈判气氛。

新加坡第一位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娃娃大使”

施泽文

施泽文（See Chak Mun），1966年８月，施泽文和另外两位同学成为第一批被新加坡外交部招录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新加坡驻华盛顿、纽约、吉隆坡的外交机构和本部工作十年后，他于1976年获任新加坡驻澳大利亚高专（大使），成为新加坡第一位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

他曾回忆说，“我入部十年后获任高专。外交部内曾传说，如果我做不到，那就不会有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了。我递交国书时35岁，被同事们戏称为娃娃大使”。施泽文后来还担任过外交部的司长和副常秘，以及驻德国、印度大使和驻香港高专（1994年至1997年，当时香港仍为英国殖民地）。他两度出任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以多边贸易谈判专家而闻名。

新加坡首位女外交官

陈庆珠

陈庆珠（Chan Heng Chee）是位政治学者出身的新加坡首位女大使。她1989年至1991年出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于1996年出任驻美国大使。她获得这两次任命缘于其在华盛顿学界和智库广泛的人脉关系。她回忆说“赴任后头一年的工作重点是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投票，……这些经验非常积极……当我前往华盛顿赴任时，我已经是一个老手了” 。

陈庆珠大使在总结她在美国的工作时强调好主意（Ideas）和良好的个人关系的重要性。1996年7月，她初到华盛顿时正是新美关系因麦可·菲事件而陷入低潮时，她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抓住基辛格邀请李光耀资政出席华盛顿一个重要演讲的机会，推动李光耀当年11月赴美发表题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的演讲，使双边关系改善出现转机。她还强调在新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问题上，由于吴作栋总理与克林顿总统的良好个人关系发挥了关键的决定作用。

在商界、教育界大放异彩的外交官

连瀛洲

连瀛洲（Lien Ying Chow）首先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1906年生于中国广东省，14岁时来到新加坡，成功创业，先后经营进出口贸易、船务代理和金融，事业稳步发展。他与数名马来西亚华商成立的华联银行于2001年与大华银行合并，跻身新加坡第一大银行。1941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成为该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长。

连瀛洲从22岁始，就拨出部分收入资助多所华文学校，他也是南洋大学和义安工艺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在他多彩的人生经历中，有三年是出色地担任了新加坡驻马来西亚的高专。当拉惹勒南外长征询他能否去泰国或日本做大使时，连瀛洲拒绝了。但当拉惹勒南让他去接替病危的首任驻马来西亚高专高德根时，他立即表示同意。他从1966年至1969年做了三年驻马来西亚高专。

后来连瀛洲回忆说，“我很幸运能够得到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副总理拉扎克和部长们的合作。他们都是当年和我们一起协商争取马来西亚独立的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情使我在吉隆坡的工作更容易些。我可以拿起电话就安排很多事情。如果东姑对什么事情不高兴，我可以向我们在新加坡的领导人解释并向马来西亚方面做出反馈” 。

英语教授出生的外交官

莫里斯·贝克

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1920年生于马来西亚，他是欧裔人士，早年在英国留学时与吴庆瑞和拉扎克共同发起成立“反英马来亚论坛”。

他是新加坡大学的英语教授，四次出任驻外大使，其中两次是在马来西亚，另两次是驻印度和菲律宾。他能够两次出使马来西亚，主要是因为他与马来西亚有着重要的人脉关系，有的领导人是他的大学同学，年轻一些的部长和秘书长则曾是他过去教过的学生。这些重要的关系在帮助他处理有关工作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回忆说“在关键地方能有朋友十分重要。我最幸运的是有拉扎克总理这样一位需要时就能联系到的好朋友。我在官邸安排聚会，拉扎克总理很高兴能够与来自槟城和其他州的莱佛士学院老友们一起喝茶、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

新加坡首位部长级大使

李炯才

李炯才（Lee Khoon Choy）1924年生于马来西亚，他经历丰富，做过记者、议员、商人和外交官。1968年他在担任文化部的国务部长时临危受命，作为新加坡首位部长级的大使出使埃及，成功地应对了由于新加坡不得不同以色列建交（当时只有以色列愿意帮助新加坡建设正规军）而可能给新加坡与埃及（当时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关系带来的冲击，稳住了新加坡同埃及等广大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李炯才1972年至1979年担任新加坡外交部的高级政务部长，并于1970年至1974年出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当时两国关系由于新加坡处死两名在新加坡闹市区引爆炸弹的印度尼西亚水兵而恶化。在新加坡高层和李炯才大使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 5 月李光耀总理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得以改善。1998年，李炯才大使在完成四年驻日本大使的工作后退休，不再担任公职。

曾获得泰国国王亲自颁发勋章的大使

欧阳奇

欧阳奇（Chi Owyang）189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他是位成功的商人和外交官。他一周岁左右随父母移民泰国，在当地接受泰文和中文教育。1914年，他又回到家乡潮州，考进汕头的一所中学。中学毕业后，1924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商科银行系，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泰国华侨毕业生。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汉口、广州、重庆、香港等地银行工作。

1948年他携家移民新加坡，与潮州同乡、新加坡侨领连瀛洲共同创办华联银行。1969年欧阳奇退休后，被新加坡国家发展银行聘为顾问。新加坡政府认为他是驻泰国大使的最理想人选，在74岁高龄时欧阳奇欣然接受任命，并谢绝工资。

他能说正宗的潮州话、泰国话、普通话、上海话，在任17年期间，他与泰国王族、政界、军方、工商、宗教、华侨界沟通融洽，为泰新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泰国王曾亲自授与他泰国最高一等白象大绶带勋章。

当遍了外交部所有部门的司长的外交官

陈成财

陈成财（Tan Seng Chye）大使是职业外交官，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他1967年加入新加坡外交部（当时正式名称还不是外交部，外交部是在1972年成立的），工作38年后在2005年退休，目前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做高级研究员。

他在新加坡外交部五个不同的司做过一任副司长和四任司长，从1988年开始他先后担任过新加坡驻泰国（兼任驻缅甸）、澳大利亚（兼任驻斐济）、菲律宾、老挝和越南大使。他1975年首次外派是在泰国，在这次七年任期内，他是欧阳奇大使的副手。

在欧阳奇大使的指导下，他广泛接触，深入研究泰国和中南半岛问题，逐渐成长为高级外交官。在担任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司长和司长五年后的1988年，他接替91岁的欧阳奇大使出任驻泰国大使。他工作勤奋，自学了泰语、老挝和越南语，为促进驻在国同新加坡的双边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帮助《商标法新加坡条约》诞生的外交官

伯翰·嘎佛

伯翰·嘎佛（Burhan Gafoor）是新一代外交官的代表。他1988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加坡外交部。此后他还获得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和法国行政学院的硕士。

他于1990年至1994年作为一等秘书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此后回国在本部工作并于1999年出任外交部欧洲和北美司司长。2002年至2004年，他担任吴作栋总理的新闻秘书。2004年至2007年，他出任驻世界贸易组织和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代表。在任期间，他成功游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改变原有决定，将其外交会议由日内瓦改到新加坡2006年3月主办。

他还作为会议主席成功主持历时三周的会议，通过了一部关于商标法的国际条约。鉴于东道主新加坡对最后一轮谈判的贡献，大会一致同意将其命名为《商标法新加坡条约》。伯翰·嘎佛在总结这场活动时说，他感觉就好像是作为一个大厨制作出了当时唯一一个冠名为“新加坡”的国际条约。

中文贼溜的现任新加坡驻华大使

罗家良

罗家良（Stanley Loh）生于1971年，现任新加坡驻华大使。他199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4年获得史丹福大学的管理学硕士学位。

罗家良1995年加入新加坡外交部。1997年至2000年，就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高专署一等秘书，随后晋升为参赞。2000年，出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在此期间，担任新加坡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新方发言人。2004年，他被任命为吴作栋总理（后改任国务资政）的新闻秘书。2005年，兼任外交部中东司司长。2007年7月至2011年4月，罗家良就任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代表。之后，罗家良担任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书（国际）。

罗家良大使中文流畅，在中国十分活跃，是新一代新加坡外交官的杰出代表。

本文原为《新加坡经验和新中发展》中《第三节 新加坡外交官的选拔和任用》，八方文化授权新加坡眼转载。

[简体版]

作者：张承刚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公使

编者按：张承刚先生毕业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现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公使。他荣获过朝鲜友谊奖章，并曾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访学。张承刚先生2013年成为连瀛洲纪念奖学金的访问学者，拟定新加坡外交官选拔和培养为课题，三次来新加坡进行研究考察，拜访外交部、外交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以及许通美、陈成财、张文喜、A Selverajah等外交官，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本研究报告。

取自文章《新加坡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

连瀛洲纪念奖学金是新加坡和中国两国精英的高端交流平台，每年选拔的奖学金得主——连氏学者都是来自政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媒体行业等各重要领域的实践和决策领袖。

除了上述的外交官，还有一些未被列入书中但为人熟知的新加坡外交官。我们也在此列举一二。

敢于批评李光耀大国外交方式的外交官

马凯硕

马凯硕1948年生在印度贫穷家庭，是新加坡外交官和学者，他曾是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目前任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在他13岁时，父亲就进了监狱，他度过了一段混乱而缺乏教养的少年时光。而他有位好母亲，让他改邪归正，并获得了新加坡学生的最高荣誉总统奖学金，随后在国立大学深造。

他强调新加坡在外交风格上，“小国的行为就该像小国“，他表示：““如今，我们是处于后李光耀时代。或许已无法再有一位如李先生那样受到举世敬重的政治家。基此，我们在行为上应该有重大的调整。我们首先该做的是什么？就是得小心斟酌。在评论涉及大国的事务时尤应非常克制。”他讲究“当大国在激烈争吵时，就不是我们讲原则的最佳时期“。

他还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出版书籍《亚洲人会思考吗？》，他使用华丽纯熟的语言表现出在过去500年亚洲的衰落，而今后500年亚洲人会做出比西方人更卓越的贡献。他还利用他对美国的深入了解，撰写书籍《走出纯真年代 – 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提醒美国在在21世纪应改变与世界的关系。

重视人脉广交朋友的外交官

陈燮荣

陈燮荣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并取得弗罗里达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1989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后，他取得国际公共政治硕士。1990年7月，他被调到新加坡外交部。在1990到1994年间，他任新加坡驻泰国大使。1996年8月至1997年间，又任新加坡驻德国大使。1998年2月起，他出任新加坡驻华大使长达14年，直至2012年调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他非常重视大使善与人交往的能力，并表示：“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好的人际网络，就没法有效做事。身为大使，我的工作是协助制定政策，并重点拟定推行这些政策的实地策略。这项工作很考脑力，也可以很有趣。”所以他享受交朋友的过程，同时也将当大使时所需要的繁琐思考视为一件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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