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社工客（ID：shegongke）

作者 | 胡旦旦

单位 | 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

专业社会工作是起源于欧美慈善事业的舶来品，致力于帮助他人及其解决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传入中国，1952年的院系调整被取消；又从20世纪80年代恢复社会工作专业以来，这标志着社会工作教育在中国内地开始恢复。

在港台和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在我国内地仍属于新生事物。源于社会工作在回应社会问题，参与社会创新治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也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推动。至今，全国已有200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

笔者自2008年开始进入大学学习社会学，2012年攻读社会工作硕士，至今已有6年理论学习基础和4年多深圳本土实务工作经验，见习足迹遍布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本文试图从中国大陆（深圳）、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两国四城的社会工作发展背景与现状，进行一个纵向和横向比较，以引发对于深圳社工现状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阳光妈妈团队合影

两国四城社会工作发展史及现状简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基石。而研究具有六七十年社工发展史的地区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有利于指导我们深圳社工找准当下及未来发展定位。

（一）中国深圳

内地社会工作恢复发展，得从1988年说起，当时民政部资助北京大学100万元，设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开始了重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进程。

深圳呢，于1992年12月，深圳市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2007年10月，市委、市政府颁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及七个配套文件（简称“1+7”文件）。经过多年的探索，深圳已初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

目前，深圳有2所院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全日制教学，包括深圳大学和深职院。深大社工系教师易松国于2007年创办了深圳第一家的社工机构——鹏星。到2018年，深圳注册社工机构近200家，注册社工人数约有8000人，并且形成了“一线社工——督导助理——初级督导——中级督导”四级人才梯队。

目前，深圳社工服务已覆蓋全市各区、街道和社区，累计通过1700个岗位、480余个项目及1050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社工本科毕业生从事一线社工的月薪4500元/月起。

笔者目前在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负责运营的深圳市妇女联合会“阳光妈妈”服务项目，至今已有三年半的时间。而该项目已有11年的发展史。

（二）中国香港

香港社会工作的发展肇始于19世纪末的民间慈善服务，成熟于20世纪中后期。香港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就了香港社会工作别具一格的特色。

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随经济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社会福利私营化的开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社会福利发展的转弱，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香港地区，社会工作者，必须先修读由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及香港学历评审局共同审批的高校社工课程，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读完这些大专、本科或硕士程度的社工课程，就可以申请成为“注册社工”并从事社工行业。

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参访

2012年，笔者曾到香港协青社进行为期一周的见习，并参与“深宵外展”服务。我们接到一位妈妈的电话，半夜11点，我们驱车出发去帮这位妈妈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

夜色中到香港，街头、广场有许多有家不回、或者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被称之为“夜青”或“边青”，可以试想一下香港发达的“古惑仔文化”。阿sir（警察）管不过来，社工则成为一支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补给力量。香港政府允许社工机构公开甚至街头募款。地铁、街道上随处可见社工宣传元素，更有机构聘请名人代言。

根据2017社署资料显示，助理社会工作主任（学位社工）起薪点约3万港元，社会工作助理（非学位社工）起薪点约2万港元。

（三）中国台湾

台湾社会工作并非像英美等国通过民间部门自发性组织而形成，而是通过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和政府当局的经营决策而形成，随之全面性地展开（郑怡世，2006：101）。林万亿（2002）认为，台湾社会工作的形成，以社会救济和民众组织训练为主。

可以说，台湾社会工作的产生的发展，经由三个阶段，包括“党政催生”“党政主导”到“专业地位的建立——体制内主导”，再到多元化社会工作参与回应广泛、多元社会需求“社会导向”。

始于1965年，“行政院”颁布《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规定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社区居民推荐热心公益的人事组成理事会，并雇佣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人员，负责推进各项工作。

1987年台湾省政府在澎湖县设置社会工作员，完成全省体制内社会工作建制。80年代以来，制定和修订包括“残障福利法”“老人福利法”“少年福利法”“社会救助法”等各类社会政策和立法。

台湾社工办公室

发展于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9年“9·21大地震”以及进入21世纪后台湾经济陷入不景气困境，台湾当局检讨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加快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转变。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中，台湾当局特别注重以立法规管和保障社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民法总则对“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进行了规定。

此外还有十多种免税法规，也专门设立了《社工师法》、《志愿服务法》、《公益劝募条例》等法规，各种专门的法律法规让社会组织发展有法可依，而不同地区的社工发展都被写进政党竞选纲要中，有专人督办政府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引自：广东社工公众号）

当下，台湾社工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初级为刚参加工作的大概为7000-8000元/月，获得证书再加500元/月。

（四）新加坡

新加坡于1965年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于1952年便于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共8个人攻读社会工作证书课程的学生（Wee，2002）。

其实新加坡早期的社工行业也经历过社会认可度低的阶段。读社工，做社工，是学习成绩不佳被迫选择的无奈举措。

不仅社会对社工不认可，学生本身和从事社工行业的同工们也对自己的专业认可度低。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新加坡社工逐渐实现专业化、体面化，并获得社会的逐渐认可。

在之后的50多年时间里，新加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也相继培养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业社会工作逐渐发展起来。可以说，政府和民间团体在社工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90年，新加坡政府对社会志愿团体进行财政支持和间接扶助。

如今，新加坡人口约有500万，土地面积是719.1平方公里，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共有9所公立高等院校。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跃科技大学2所高校可以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2016年，新加坡社会工作人才规模达到76万，其中持证人数近30万；国内各界提供社会工作岗位超过20 万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6600余家。

新加坡国家福利理事会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局自2011年为社会服务专业人员制定薪金指导原则以来，社工的相应起薪建议则是2011年的2400元、2012年至2014年的2760元，到2015年的3040元以及2016年的3160元。

据笔者2018年9月到新加坡实地调研，了解到社工本科毕业生从事一线社工的月薪为3400 新币，相当于17000元人民币。

对深圳社会工作的启示

通过纵观两国四城社会工作发展简史及现在，笔者认为对于深圳社工最重要的启示为：提升社工自我认可度，侧重精细化个案服务，正是下一步工作布局的出路。

新加坡有五十几个家庭服务中心，大多数按照政府组屋划分服务单位，所以公民知道到哪里求助。社工机构之间，家庭服务中心之间也会根据服务地域、服务领域，相互进行服务对象转介。一个家庭服务中心平均有二十个员工，个案量要求最多，社区活动和小组要求较少。

一年平均达三四百个案案件，最低要求是240个个案。政府规定，平均每3个月须与案主（新加坡习惯称案主为“客户”）进行有效面谈一次。政府按照机构完成个案的数量和质量来拨付经费，中心经费90%都来自政府。

而政府也对社区社工下沉权利和服务，包括强制服务，例如家暴辅导；另外经济救助，协助政府组屋申请、经济救助申请等等。

有学者分析我国内地社会工作处于初级阶段的原因有：理念与实践脱节，政策与落实脱节。

深圳社联社工作为亚太社工大会参访点

殊不知，我们这些从业者才是行动主体、故事主角。深圳社工虽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在发展时长上略短，但是我们经过这十年来努力追赶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服务成果。

而且，我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国家机器运作和沉淀时间比那些地区长。故，社工从业者不宜总是用“深圳社工尚且过于年轻“、“机构过于依赖于政府采购”、“领导不认可”、“社会不认可”、“待遇太低”等观念进行外部归因，从而自我麻痹。

众所周知，香港社工高收入。殊不知，当下的香港社工是真正做到了“有困难，找社工”。然而，深圳社工购买金额，也正逐步上涨，从起步时的6万/年、6.6万/年，到7.9万/年、再到2017年实现9.3万/年。据深圳市民政局2018年2月发布的文件称，2019年有望上调。

笔者认为，作为社工的你怎样，深圳社工就是怎样。当社会工作者对于社工这一专业、这一行业、这一职业的自我认可度高，那么他/她会以更高地投入来达成服务目标，提升服务成效，以获取与之认可度匹配的自我效能感。

那我们要如何达成目标与成效，归根结底还要通过精准化、精细化个案管理来实现。初创时期以参加服务人数“人多势众”的表面化、单纯量化取向正逐步out（过时），把服务对象真正改变和受益的质性服务成效作为导向，也是社工从业者弥补“低收入”这一现实的、源于内心深处的力量。

如果大家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或许将某一天，上至国家政策、下至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工作的评价，也会变得不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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