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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北边的社区卡迪（Khatib），大约200名志愿者在住宅小区四处搜索，寻找垃圾。其中有带着小孩的家庭，还有来自当地一所医院的志愿者。几名来自“西北健步走俱乐部”（North West Brisk Walking Club）的志愿者也在那里，他们以老年人为主，身着相同的T恤。

有人钻进灌木丛，捡出来几个烟头。另外一些人发现一张桌子上有丢弃的几张纸巾。老实说，说是清理日，似乎言过其实。环境已经很干净了。没有一个志愿者带回大包的垃圾。

但在新加坡，这并不令人奇怪。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非常注重卫生和清洁。2018年10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加坡国父、首任总理李光耀于50年前的这个月，启动了“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Keep Singapore Clean）。

当时，已经有了很多清洁运动，但这次不一样。新加坡政府首次将罚款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似乎削弱了其最初的成功。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新加坡都是干净国家。推出这个运动的初衷，可能并非如你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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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经和每天在街头收垃圾的车并肩而行，立刻就会明白这座城市为什么这么注重卫生——垃圾桶的难闻气味扑面而来。

在气候凉爽的城市，家庭垃圾的收集间隔时间长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在炎热潮湿的热带地区，这可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存留的家庭生活垃圾和商业垃圾会非常危险。

“如果像你在其他国家看到的那样乱扔垃圾，就会滋生老鼠、苍蝇和蟑螂。它们身上带有细菌和病原体，”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迪西瓦（Edward D'Silva）说。更大的担忧是蚊子。在新加坡你不会染上疟疾，但在糟糕的年份，会有成千上万的登革热病例。

李光耀在推行清洁和绿色政策时，心中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它其实只是一个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包括修改公共卫生法律、将街头摊贩迁进小贩中心、建设符合标准的污水系统，以及推行疾病控制措施等。与此同时，把居民从甘榜（Kampong，木棚组成的马来风格村庄）转移到基础设施更好的住宅区。

李光耀在1968年说，“我们已经开始建设，已经有所进步。但说到成功的标志，没有什么比成为南亚最干净、绿化最好的城市更有特色。”

除了宣传，还有公共教育活动，卫生官员举办讲座，以及政府的抽查。此外，还有最干净和最肮脏的办公室、店铺、工厂、政府大楼、学校和公共运输工具的评比。

Image copyright Tim McDonald Image caption 李美花是义顺区议员，每月至少参加一次卡迪的清洁日活动。她还鼓励选民的参与。

在这场运动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运动。在上世纪整个七八十年代，各种运动敦促新加坡民众保持厕所、工厂和公交站的清洁。1976年，“用你的双手”（Use Your Hands）运动让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和公务员在周末到学校做卫生。此外还有许多的植树计划。

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宜人。李光耀断定，一个更干净的城市将打造出更强大的经济。

他说，“这些标准将让民众维持良好的公德心，能降低疾病发生率，从而为工业和旅游业更高的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将有利于公众利益，最终也令每个人受益。”

在各方面，新加坡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预期平均寿命从66岁增长至83岁（全球第三）。1967年，游客数量近20万出头，而在2018年仅前三个季度几乎已达1000万。外国直接投资从1970年的9300万美元激增至2010年的390亿美元。现在，它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五大接受国，2017年达到660亿美元。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1959年～1990年任职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是清洁运动的设计师

没有人会说，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反垃圾运动。但健康的好处不言而喻。游客会旧地重访一个干净的城市，不是没有原因的。干净的街道向外国的高管发出信号，说明一个城市有管治能力，并且坚守法治。很难说这场运动有多重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不容小觑。

一般说来，新加坡各种运动不会是部门或者政府预算的重大项目。以2010年到2014年为例，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每年平均花费300万美元开展反垃圾运动和外展活动。

在新加坡的折扣店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经常看见印有“Singapore: A fine city”（此处fine是双关语，因fine这个词既有美好的意思，也有罚款的意思——译注）字样的T恤，后面还列出了可能会罚款的事项。这个笑话已是老梗——新加坡人不会被它逗乐，更有可能是翻白眼。

但这个笑话说得没错。新加坡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禁止任何被认为不良的行为，并对每种行为实施经济处罚。1968年的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是第一次尝试罚款来规范公民行为。从那以后，新加坡积极采取罚款措施。一般来说，当局每年对乱扔垃圾者的罚款为数万元。最低罚款为300新加坡元（合217美元）。

使新加坡一尘不染的努力始于李光耀时代。他会亲力亲为，发现问题时，会给部长或官员们写条子。他相信小事情也很重要，他担心的是，如果对较轻的违规行为不重视，民众就会“钻政府的空子”。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新加坡的商业区光洁夺目。其国父李光耀于50年前的10月启动了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

在外国人看来，新加坡的法律似乎严格到不近情理。很多人都听说过，新加坡禁止进口口香糖（拥有口香糖不违法）。带榴梿（一种有着强烈气味的热带水果）上火车或者用完公厕不冲水（鉴于现在大多数马桶都是自动冲水，这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都会被罚款。

吐痰或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的无线网络也会被罚款。2009年，一名计程车司机在自己家中裸体，却因为别人可以看到而被罚款。电子烟也已被禁止。

或许，新加坡不应该那么特别。的确，在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时候，西方国家确实有所不同，新加坡的惩罚可能会极其严厉，包括对毒品犯罪处以死刑。但新加坡并不是唯一一个热衷于用罚款阻止轻微犯罪的地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在上一个财政年度，停车罚款的收入就超过了1.72亿澳元（1.21亿美元），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停车罚款收入达到8.2亿英镑。（在新加坡，停车实际上是一个小得多的行政挑战，这要归功于该国限制私家汽车量的政策。）

在西方，也能见到类似方法在广泛意义上的运用。凯林（George Kelling）和威尔逊（James Q Wilson）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认为被打破的窗户“发出一个信号，显示打破窗户没有人在乎，所以打破更多的窗户也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因此，解决办法就是要在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之前，积极加以解决。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也曾宣称，这种方法减少了纽约的犯罪率。在新加坡听来，这恐怕并不陌生。

国家环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主席陆胜烈表示，起初这项政策是奏效的。唤醒公众意识运动和惩罚性措施的结合带来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收拾整理环境。城市变得越来越干净了。

1961年，新加坡有一支由卫生部门直接雇佣的7000名临时工组成的“扫把大军”。到1989年，已减少到只有2100人。

但随后发生了变化。这座城市变得更富裕了，也就更容易使用廉价劳动力打扫卫生。陆胜烈说，现在新加坡之所以这么干净不是大家怕罚款，而是因为有一大群工人在打扫。他们做着繁重的工作。他们才是维持新加坡干净的关键所在。

陆胜烈说，“新加坡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而是一座被打扫干净的城市。”

现在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登记在册的环卫工有5.6万人。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的独立清洁工没有注册。他们大多是低收入的外国劳工或年长的工人。陆胜烈补充说，与新加坡相比，台北大约只有5000名环卫工人。

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迪西瓦对于环卫大军的兴起改变新加坡文化的方式感到失望。现在有这么多的清洁工人，新加坡人开始把城市清洁视为与己无关的事情。今天，新加坡人在美食广场吃完饭，就把托盘留在桌子上，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分内的事情，认为这是保洁员的工作。（公平地说，托盘返回设施是2013年才安装的。）

迪西瓦说，现在的学生也不会自己收拾东西，因为总有保洁员帮他们做。这是公共卫生理事会正在当地的学校努力解决的问题。简而言之，他认为新加坡人的生活在很长的时间里过得太安逸，他们需要改变。陆胜烈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政府会清理公寓（大楼），一直扫到你家门口的走廊，通常一天两次。当你有一个非常高效的清洁服务，然后你的邻居把这个地方弄得一团糟，你不会怪邻居，而会怪保洁员没有收拾干净。”

Image copyright Tim McDonald Image caption 虽然新加坡有5.6万名登记在册的环卫工，志愿者在卡迪清洁日仍会出动。

在日本、澳大利亚或英国，不会有同样的廉价劳动力来承担保洁工作。在新加坡，清洁工人大多自来在新加坡打工的约100万外国劳工和本地年长的工人。但随着新加坡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雇佣这么多的环卫工人根本负担不起。

迪西瓦说，最初发起新加坡清洁运动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清洁公共空间的成本不菲，而且还会占用更有价值的活动所需资金。他表示，今天情况依然如此，新加坡需要迅速改变行为模式。新加坡每年至少花费1.2亿新元（合8700万美元）用于清洁公共空间。

他说：“如果能够灌输并培养出不乱扔垃圾的习惯，那么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来雇佣环卫工人，也就是说，数百万元的支出可以花在健康和教育上。”

Image copyright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 新加坡每年至少花费1.2亿新元（合8700万美元）用于清洁公共空间。

李美花是义顺区议员。她也参加了卡迪清洁日的活动。事实上，她在自己的选区每月至少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她热衷于清洁工作，不仅鼓励选民随时捡拾垃圾，还鼓励他们向当局举报乱扔垃圾者。

她说，公共教育就像罚款措施一样也很重要。事实上，罚款的实施难度相当大，因为往往需要一名政府人员到场或至少要有一人作证。

她说：“最好说服大家，人人养成不乱掉垃圾的习惯，而不仅仅是靠罚款来解决问题。”

每年，在她的选区有一次“无清洁工日”活动，在这天，该地区的环卫工人放下扫帚，由当地民众负责清扫。她说，这是一个社区如何变得更美好的好例子。在2013年第一次的活动中，志愿者捡拾了1430公斤的垃圾。今年只有292公斤。

她说，如果清洁工太多，新加坡人就会懒得自己收拾，她的选区证明，取得进步是可能的。

在过去的50年里，新加坡一直尝试说服民众要保持国家的干净

1965新加坡独立

1968发起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

1971政府发起植树节

1973保持水清洁运动

1977清理新加坡的河流。现在，新加坡的河水已经干净到可以用作饮用水

1983保持厕所清洁运动

1992新加坡禁止进口和销售口香糖

乱扔垃圾的最低罚款$300

乱扔垃圾的罚款总额

登记在册的清洁工56000

请访问BBC Capital 阅读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