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初期移民社会大埔籍先驱事略

一般上，学者们在撰写，19世纪客家大埔人在新加坡的历史事迹时，只专注于新加坡茶阳会馆1858年之碑铭记、发行之百年特刊、沿革史等。因此，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大埔人在新加坡的事迹，皆始于1858年。

笔者，综合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丰永大公会、茶阳会馆保留之碑铭记、会馆特刊、沿革史中，发现，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客家大埔籍先驱移民已在星岛，发起、组织、建设，庙宇、义山、跨地域同方言联合组织、广客联合集团、地缘会馆等。大埔籍先驱领袖不仅仅捐款建设这些组织，同时，他们也在这些组织中，担任重要之领袖！因此，我们确信，19世纪20年代，大埔籍移民已经落番于此。

此外，笔者发现，19世纪40年代，大埔籍移民，以几何级数般倍增！究其原委，清政府失利于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破坏国内原有之经济结构之外。1820年代落番的大埔先驱们，在海外发迹，开启原乡邑人之视野，激发大量同乡们，跟随他们的脚踪，闯荡南洋，寻找财富之路。

一、前言

过去七年间，笔者无数次到新加坡寻找鄙天祖妣（妾室）杨氏墓，以及鄙天祖在新加坡的事迹。本人借着茶阳会馆、福德祠绿野亭公会出版的书籍、特刊、百年来保存着的碑铭记中，不仅仅发现了鄙天祖的捐款记录、寻获鄙天祖妣坟（已迁至蔡厝港坟场）。笔者也发现早在1840年之前，大埔籍先驱们已在新加坡初期移民史中，留有重要的记录！

新加坡开发初期的首22年里，大埔籍先驱移民们已在新加坡创立、建设庙宇、坟山、同方言跨地域联合组织、广、客两帮联合集团、地缘会馆等。同时，先驱们也担任要职，留下捐款记录。然而，我们却缺乏这方面的专论、研究报告。反观，福建籍先驱人物、土生华人先驱人物、甚至义兴公司领袖都有相关的专论、研究报告！奈何，社会大众遗漏了大埔籍先驱们的研究呢？

笔者，才疏学浅，并非修读社会学、移民学的专业，只能粗浅、大略地记述之。期望，拙文，获专家们、学界关注，为新加坡移民史、建设史中填补大埔籍先驱们的功绩！

二、新加坡开发初期之情况

2.1莱弗士登入新加坡

我们从已知的资料中，得知，广府人、客家人具冒险精神，最早落户新加坡。莱佛士尚未登入新加坡时，约有30名华人住在岛上。注1

1819年1月28日，台山人曹亚志（又称曹亚珠，台山话，志和珠近音，即社公庙义兴公司73神主牌之桃基义士曹符义）注2随莱佛士的舰队驶到星岛海域，樟旗山（今圣约翰岛）。莱佛士不知星岛马来人之战斗实力，不敢贸然登入。曹亚志率领20名印度士兵登岛，将英国国旗竖立于星岛。之后，莱佛士方登上星岛。曹亚志原是槟榔屿木匠，莱佛士曾任职于槟岛英国东印度公司。曹亚志从台山引入大量木匠到新加坡就业。注3

2.2 先驱之定义、大埔籍先驱迁入新加坡之可能情况

辞海说先驱，是指在前面开路引导，也指引导的人。先驱者，也是后来者的领航人，或说引导人。

本文所记的移民社会初期大埔先驱人物（以下简称先驱们），是从相关碑铭记中，所记载的移民社会之先行者。

今天，我们无法明确地、列明大埔籍先驱们抵达新加坡的年份，这是极其困难的事。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即宣布，其为自由港，他期望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贸易。据知，第一艘来自中国的商船，于1821年2月18日抵达新加坡。当时，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主要是商贾，以及受雇于他们的随从、顾工。因此，笔者认为，19世纪20年代初期，大埔先驱们从樟林港直接迁移到新加坡的概率不大。先驱们应该是在更早的年份，已经来到马六甲、槟榔屿或廖内群岛，谋生。举例，1745年，张理、丘兆进、马福春等诸公，已经在槟榔屿生活了。马六甲茶阳会馆成立于1802年，1816年已有大埔人葬在马六甲的记录等。

因此，笔者推断，有一批原于马六甲、槟榔屿或廖内群岛等地经商的大埔籍商贾，独具慧眼，意识到新兴海港城市新加坡，具备更优越的经商条件、发展潜质，而迁移到新加坡发展。这批大埔籍商贾，成为新加坡的大埔先驱移民。当时，新加坡的发展迅速，商机处处，对于各种技术劳工之需求量极大。因此大埔商贾们，从马六甲、槟榔屿、廖内群岛、甚至原乡，引来更多同籍贯、具有一技之长的劳工，来到新加坡就业。这类技术劳工，因早落番，得了先机，搭上了新加坡迅速发展的列车。他们辛勤工作近十年或十余年后，累积了足够的创业基金，也掌握了在新加坡的经商、谋生之道，纷纷辞别东家，开创属于自己的商号，当头家。约19世纪 40年代，这些商场新贵们，从国内原乡，引入更多的近亲、同乡，甚至邻县同方言的技工，落番于此！

2.3 1840年新加坡碑铭记中之大埔籍先驱

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应解读为广东省与福建省永定县，为佳），是最先刻有，大埔籍先驱捐款记录之碑铭记。从此碑中，我们发现1840年之前，新加坡之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此碑记共有254名捐献者，其中有17名是以公司行号之名义捐献。此碑，有16人被确认为大埔籍（可能是已经发迹之大埔商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籍。在广、客联合集团里，16名大埔籍先驱（或说31人），只占6.3%（或12.2%）。

这16名大埔先驱名讳如下，陈嘉云、杨修业、蓝集盛、汪三喜、饶伦兴、卓胜丰、魏亚妹、余仕宏、曹亚九、李亚丰、卓惠、郭双盛、李森合、黎春芳、陈六庆以及邱尚才。

2.4先驱下南洋之事例，以蓝集盛公为例

据大埔蓝氏族谱记载，蓝殿穆是大埔蓝族下南洋的第一人！殿穆公注4，生于1802年，讳维藩，号价垣，谥朴直，他是大埔蓝氏肇基祖大兴公派下21世裔孙。新加坡的碑铭记中，所刻的蓝集盛公，实为蓝谱中所载的殿穆公、袭盛公（湖寮腔，集盛，袭盛同音）！（读者们欲知详情，请参阅拙文《蓝集盛、蓝袭盛、蓝殿穆实为同一人》）

蓝集盛公年幼时，居住在簪缨世第。1816-1817年间，集盛公14-15岁之际，家中发生巨大变化，其祖母、大伯、三伯、四伯以及满叔先后辞世。家中只剩其二伯父和他，长辈们骤世，父辈五人皆无子嗣，长兄又夭折，或激起他奋发、图强的心志。

笔者推测蓝集盛公于1820年前后到南洋。主要的依据是，当时一般人20岁左右就结婚、生子。集盛公迟至33-34岁方娶17-18岁的杨氏祖妣，35岁才生子（振传公）。显然，集盛公弱冠前就离开湖寮，出外，为生活打拼了。其次，初期移民到南洋后，必须经过10余年的努力、勤俭度日，方能积蓄一些钱或小有成就，回乡娶妻、生子。

蓝谱载，集盛公以工业起家！也许，集盛公具有一技之长，来星后，以此技为业。他辛勤工作，又因新加坡快速的发展，约10余年后（1830年间），累计了一些资金，创设了自己的商号、设厂、招聘新移民，成了头家。

蓝集盛公在新加坡移民社会、乡团的贡献

我们从蓝氏族谱的记述、1840年福德祠绿野亭《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应解读为广东省与永定县，为佳）、1864年《茶阳会馆碑记》、《1858建立茶阳会馆碑记》中，我们得知，蓝集盛公是一名正当的商人，他的财富是渐进式的增长。1840-1860年间，集盛公是大埔籍商人中，名列第五的捐款人注5。此外，蓝集盛公的捐款资料也显示，1840年后，他的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我觉得，蓝集盛公选择冒险下南洋，不仅仅是国内的推力或南洋的拉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要为家族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实现自己的理想！

（欲详细了解蓝集盛公之事迹，请参阅拙文《大埔蓝族下南洋第一人》）

三、大埔籍先驱结社之缘由

福建人于1822-23年，方迁至星岛。1826年，福建帮（包括其土生华人亲族）凭借其曾在马六甲经商的经验、善于经商、与英国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已成为星岛中，财雄势大的族群。

客家人人数不多，经济能力不强。面对财雄势大之福建籍移民，惟有联合广府帮先驱们，结社、凝集群体之力量，提高本身之竞争力，加强抗压力，方能保护自身的利益！

3.1先驱们结社之外在因素

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实施重商政策。 1822年莱佛士嘱咐菲利普.杰克森中尉规划了第一份星岛市区规划图。广、客先驱商人、技工们，被迫迁离开吻基（BOAT QUAY）、甘帮格南（KAMPONG GLAM）注6，让福建人、海峡华人将该处，开发成商业区。广、客两帮联合向殖民地政府上书、陈情、抗议，内容如下，如果是为了筑路或建筑政府建筑物，我们（广、客先驱们）很乐意，接受搬迁。但是，绝不能为了较富裕之阶级（福建人），而摧毁了穷人（广、客先驱们）的家园。注7

因此，1822年，嘉应五属先驱们，成立了应和公司。1823年，曹亚志创办宁阳会馆。1824年广州、惠州、肇庆先驱们，成立广惠肇，以海唇福德祠为中心，保护族群之利益。

此外，星岛市区规划的迫迁事件，使得广、客两帮渐渐地联合、组织，广、客两帮移民之联合集团，以抗衡福建帮。殖民地政府政策，导致先驱们基于保护自身、财物，自觉的组织起来。

3.2先驱们结社之内在因素

移民社会初期，新客通过先驱们的提携，落番南洋。新移民居住在先驱们的店中，贪早抹黑地工作，无暇、甚少与其他籍贯群体往来。加之，劳工们文化水平不高，只能以家乡方言与旁人沟通，他们无法与其他籍贯之华民沟通、交流注8。倘若，他们要到殖民地政府机构处理事务，他们就必须借助于先驱商贾们的协助。此外，殖民地政府唯恐各籍贯族群发生冲突，采取隔离政策；即同一方言之族群，被划入在某个特定社区营生注9。

逢年过节，先驱们难得休假，同乡之间必定相聚，解乡愁。再者，各籍贯群体，所膜拜之地方神祗不一。因此，同籍、同乡之间的互动，更为频密；不同籍贯群体之间的往来，则甚少。或说，移民社会初期，各方言群体之间互动极少，各自群体内较为封闭。

3.3 广、客两帮的先驱移民被迫迁，引发星岛帮权两极化，

以上2项因素，催化、产生了新加坡华裔移民帮权两极化，即广、客两帮移民联合起来，对抗福建籍移民。

四、大埔籍先驱们创社之类别与演变

我们发现大埔籍先驱移民，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需求之下，参与、建设的社团有，庙宇、义山组织、跨地域同方言联合组织、广、客两帮集团以及地缘会馆等。即，望海大伯公庙、青山亭、绿野亭、大丰永公司、新加坡茶阳会馆等。

曾玲博士认为，此一时期之广、客联盟为，合中有分，分中有合之局面注10。

4.1 大埔籍先驱创设庙宇

初来乍到，寻求心灵之寄托

大埔先驱们到新加坡谋生，第一个创设的群体组织是庙宇。何故？先驱们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虽存有无限美好的憧憬；但，此处存在着许多的变数。因此，先驱们寻求神明的庇佑、寄托之情，在所难免。星岛开发初期，野兽伤人、瘴气、沼气袭人之事，时有所闻。星岛，地处赤道，天气炎热，多雨，人口大量、快速的移入、环境卫生条件不佳，医疗设施不足，先驱们若生病、受伤之时，唯有到庙中烧香、问卜寻求个人心中的平安。庙宇，无疑是先驱们的心灵寄托之地。

笔者认为，大埔先驱们所参与创办、建设的第一间庙宇是望海大伯公庙，或称丹绒巴葛福德祠，今称客属八邑大伯公。大伯公是南洋特有的地方神祗。它可能源自于，印尼加里曼丹兰芳公司之罗芳伯，或者槟榔屿之张理的民间信仰崇拜。大伯公犹如客家祖居地的伯公。南洋华人视大伯公为土地神，或五路财神之一。望海大伯公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大伯公庙之一，陈波生认为，它是新加坡第一间庙宇，建于1819年注11！惟，从该庙所保留之云板，我们可以确认1844年之前，该庙已经存在注12。

遥想新加坡开发初期，每月之初一、十五、逢年过节，大埔先驱们忙里偷闲、或难得休假，齐聚庙中，焚香膜拜，不仅仅祈求神明庇佑，自身在外平安，家乡老幼安康，更盼望，早日累积财富，衣锦还乡，改善家人的生活。除此之外，在庙宇中，大家也难得放下平日的劳碌生活，闲话家常，互相鼓励或慰藉，以解思乡之情。

4.2 大埔籍先驱创设义山组织

为安葬客死他乡之邑人，也以之（广、客两帮联合集团—绿野亭）维护自身之利益

大埔先驱们参与的，第二间群体组织是坟山组织，即殡葬组织。大埔先驱们参与创办坟山组织，主要之目地是处理同籍落番客，因病、工作意外，客死异乡，之殡葬事宜。它，也可说是一个慈善组织。因一些落番客，病死异乡，举目无亲，甚至无钱、无亲办理身后事，只得依靠坟山组织之董事同仁代为处理。

1824年，广、客两帮联合管理一座义山，青山亭。位于安祥山以东至柏城路以西边，滨海一带（今麦士威路 MAXWELL RAOD）。1838年，青山亭已经葬满。于是，广、客两帮推选番禺胡南生、大埔陈嘉云、南顺公司何亚炎（南海县与顺德县合创的会馆），同任大总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开辟，近郊一块23英亩地段（今中峇鲁、河水山与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间），充作义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准是项申请，该会将此义山，取名绿野亭（即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的前身）。

绿野亭，可说是广、客两帮联合起来（含福建省永定县），抗衡福建帮，维护自身利益之组织。

4.3 大丰永公司

新加坡丰永大公会，以福德祠绿野亭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中的记述（应解读为广东省与永定县，为宜），“我广惠肇嘉应州大埔丰顺永定等庶。。。”以及该公会会议记录“道光庚子年（即1840年）乃合广惠肇嘉应丰永大七属同人创置义山，名曰绿野亭。。。”，将该公会的成立，始于1840年！

这时期，大埔籍商人、劳工不多。因此，大埔籍、丰顺籍、福建省永定籍，三地客家先驱们组成同语言、跨地域联合组织，大丰永公司（今新加坡丰永大公会之前称），籍以强化三个小群体之影响力，以及彼此之间，在广、客联合集团的利益。三地之先驱们，以大丰永公司之名义，与广惠肇、应和公司组成绿野亭，此乃广、客两帮（包含福建永定县）移民联合集团之实体组织。

纵观当届绿野亭董事名表，我们得知，大埔陈嘉云公任三名大总理之一。陈嘉云公担任大总理一职，不仅仅反映了其经济实力，也表明陈公在广、客两帮先驱移民社会中之地位，即他是一名受人尊敬之领袖。此情况，也显示，大丰永公司在广、客联合集团里是处于主导地位之组成单位之一。反观应和公司，虽然较早成立，其三位领袖只获担任副总理之职。

1854年，《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中，福德祠重修，大埔先驱，陈嘉云公是名列榜首的两名总理之一。当时，大丰永公司捐献75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捐款额，显示，大丰永公司在坟山联合组织中，拥有可观之收入。

1854年5月5日，新加坡暴乱后，潮州帮、海南帮也以友邦的身份加入，藉以抗衡福建帮。此时，绿野亭，犹如泛广东省移民之联合集团。注13，注14

4.4 大埔籍先驱创设地缘会馆，即新加坡茶阳会馆

邑人人数激增之始，衍生民生之需求

1838-1839年，共有54艘中国帆船来此贸易。两年后，即1841-1842年，竟有150艘中国帆船来到星岛贸易，其增长率为177%。星岛贸易额之激增，商机处处，促进移民人口直线攀升。1830年，新加坡华人移民人口为6555人。到了1840年，新加坡开埠的第21年，华裔移民人口已达17179名，十年内，移民人口增加了162%！按照多年的统计记录，客家人占总人口之5-7%，约有850-1200。倘若大埔籍移民占客家总数之50%，则约有400-600人。

按照1864年，曹顺兴公所立之《茶阳会馆碑记》，我们得知，1841年，大埔先驱们成立了，茶阳会馆（或称茶阳公司），这是大埔先驱们在星岛所创设的第四间组织。

1864年《茶阳会馆碑记》序言，如下：

盖闻木本水源君子有思始之义秋霜春露先王有追报之功也朔我茶阳之有会馆始自辛丑岁前贤醵金置买地基一所于今落成既久尚未立石虽赖后贤歇力勷成亦由前贤之所美举迄今后贤之名既彰前贤之功未著兹甲子岁众佥议举并勒于石以垂永逺之不朽云尔

首事陈嘉云余德忠陈肆昌卓锡政杨修业萧赐豪蓝集盛汪三喜

庚申年复题

首事余增涌锺曾康陈叠端杨修业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夏月吉旦经理曹顺兴立石 1864

如前述，我们从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碑记中，得知，1840年之前，大埔籍移民非常稀少。碑中254名捐献者，已被确认之大埔籍者只有16人（另有15人，疑是大埔。这个数字（16人或说31人），显示，大埔籍移民，在广、客联合集团里，只占6.3%（或12.2%）。

然而，陈嘉云等八公，成立了茶阳会馆后，发起“醵金买地基”时注15，竟然获得283名邑人响应！这个几何级数般的增长数据，显示，1840年前，部分大埔先驱们在新加坡发家。他们的成就、事迹深深吸引了原乡的大埔宗族、乡人们。以致，数百名的大埔乡亲们，跟随先驱们来到新加坡谋生。其中包括，萧禄捷公、萧寿捷公昆仲，以及萧禄捷公之子，贤舞公。

这二百余名先辈，属自由移民落番者。他们是先驱们的宗亲、姻亲、同乡、同村的朋友或后辈子侄。先驱们是他们家中长者所认识，信任的，他们跟随先驱们落番，获得各自家中长辈之许可。这群自由移民，在先驱们或已经工作了数年的先行者牵引之下，到此处谋生注16。

陈嘉云公等先驱成立大丰永公司后，翌年，又发起、成立茶阳会馆，其主要之目地是，处理同籍新客，面对许多生活上，所需要克服的问题。诸如，临时住宿、安顿、照料生病、受伤之劳工等等民生需求。1844年，陈笃生方创设跨籍贯之平民医院。此外，同一族群之先驱移民，凝聚力强，对地缘组织也有更强之向心力。

1864年《茶阳会馆碑记》中，创馆八名首事中，我们得知萧赐豪公，为西河镇下黄沙人。蓝集盛公，为湖寮镇古城村人。汪三喜公，为大东镇大和坪人。

4.5 社会阶级两级化，先驱们自然地成为族群之领袖

移民社会初期，新加坡境内只有两个阶级，即商人以及劳工注17。此时期之商人，包括进出口商贾、种植园主、商贩，以及具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小店主。劳工，则是商人的顾工。商人之社会地位高于劳工。因，他们早到星岛，身为雇主，具财力。一般人在判断对方之社会地位时，先衡量自身的财力，再观察对方之财富是否比自己多？若是，他们则对之，产生敬意，自觉地，视对方之地位高于自己。或说，先驱们曾在马六甲、槟城、廖内群岛等地营生，具备语言优势（能与殖民地官员、其他籍贯群体，甚至与土著沟通）。因此，他们自然地成为该族群之领袖，同籍之劳工，以他们马首是瞻。

至到19世纪中期，大埔籍义兴公司领袖渗入会馆，方改变了先驱商人们担任会馆领袖的局面注18。例如，萧贤舞公，发迹后，因其是义兴客家领袖之身份，替代了陈嘉云公，成为茶阳会馆的最高领导人。1858年《建立茶阳会馆碑记》中，蓝集盛公捐献21元，名列第三，仅次于萧贤舞父子四人，陈肆昌公、杨修业公各捐献20元、萧赐豪公捐献10元。然而，蓝公、陈公、杨公、萧公却不再担任是茶阳会馆之董事。反观，皇明义士余增涌公捐献10元、侯明义士张族昌公只捐献5元，却担任茶阳会馆副经理注19！

4.6 被遗忘之客家先驱领袖，陈嘉云公

陈嘉云公，新加坡初期移民社会广、客两帮联合集团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陈公不仅仅是大埔籍移民社群中的核心领袖，他也是客家族群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领袖。

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与陈嘉云公之关系

1838年，广、客两帮共有的义山，青山亭已经葬满“鳞冢叠叠、碑墓相连、棺上加棺”。于是，广、客两帮推选番禺胡南生、大埔陈嘉云、南顺公司何亚炎（南海县与顺德县合创的会馆），同任大总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开辟，近郊一块23英亩地段（今中峇鲁、河水山与合洛路HAVELOCK ROAD之间），充作义山用途。1840年1月20日，殖民地政府批准是项申请，该会将此义山，取名绿野亭。注20

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中（应解读为广东省与永定县，为佳），陈公捐献10元，是16名大埔籍先驱人物中，捐献金额最多的先驱。从陈嘉云公的捐献数额，我们推断，陈公是最先到新加坡的大埔籍先驱之一，以及最早发迹的大埔籍移民。

1854年，《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中，陈嘉云公，名列榜首的两名总理之一。当时，大丰永公司捐献75元（即，现新加坡丰永大公会的前称）。陈公捐献10元，仍是大埔人之冠。1859年《福德祠绿野亭组织成员表》中，陈嘉云公仍是名列榜首的两名总理之一。曹顺兴公，迟至1870年方任10名值事之一。1886年，张族昌、余宰兆才任职于福德祠绿野亭公会。

丰永大公会与陈嘉云公之关系

大丰永公司成立于1840年,它是大埔籍、丰顺籍、永定籍等三地，同方言跨地域之联合组织。大丰永公司、广惠肇与应和公司，组织成广、客联合集团--绿野亭。陈嘉云公是福德祠绿野亭组织中，三名大总理之一。我们理应、毫无悬念的相信，陈公既是大丰永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并且是大丰永公司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茶阳会馆与陈嘉云公之关系

我们从1864年，曹顺兴公所立的《茶阳会馆碑记》碑文中，得知，新加坡茶阳会馆成立于1841年。陈嘉云等诸公，成立了茶阳会馆后，发起“醵金买地基”时，获得283名邑人响应，共筹获512元！这笔款项，证明陈嘉云等诸公是具有公信力的茶阳会馆领导人。512元，虽然无法完成整个建馆计划，但是，扣除购买地皮后，还有有一笔可观的存款，转交给1858年的董事们，完成建筑会馆大计。

我们分析先驱、先贤们的是次捐款数据，得知，201名先贤只能捐献1元（占71%），49名先贤捐献额介于1.5-2元间（占17.3%），33名先驱或先贤们捐献额介于3-40元之间（占11.6%）。

陈嘉云公捐了7元。1858年茶阳会馆13名董事，只有5人参与捐献；如下，萧贤舞公、王三云公、卓文理公、余宰兆公各捐1元，萧燕山公（萧赐豪公之同屋侄子）则2元。从萧公等人的捐献额，笔者估计，是次筹款于1850年之前进行，萧公等5人迟落番，尚未发迹。

《茶阳会馆碑记》序言中，陈嘉云公是名列榜首的领袖！因此，我们坚信陈嘉云公，是新加坡初期华人移民社会中，大埔邑人的核心人物、领航人物！

总而言之，陈嘉云公是新加坡初期华人移民社会中，最重要之客家族群领袖。陈公不仅仅创办了新加坡绿野亭、大丰永公司、茶阳会馆，他也是这几间会馆权力最高、贡献极大之领导人。

（欲详细了解陈嘉云公之事迹，请参阅拙文《被遗忘之客家先驱领袖，陈嘉云》）

五、大埔先驱们对邑人之影响

先驱带对后人的影响

由始至终，我深信不疑，凡我华族移民，迁移南洋者，皆是通过，同族、同乡、同一方言、同一职业的先行者（或本文所提及的先驱们）之牵引，或说提携，落番！

先驱们是一群具有眼光独到、洞察先机的智者。他们比同时代，同处一处的番客们更早发现新加坡的美好前景，并且将生意基地迁移此地。先驱们也是一群，不畏困难，勇于克服困境的勇者。当时，新加坡虽然充满商机，但，他们所要克服的问题也不少。先驱们发迹后，即发起、创建同籍、同语言、同阵营移民群体的福利事业，诸如望海大伯公庙、绿野亭义山、大丰永公司、茶阳公司等乡团组织。在同籍移民人数大幅度增加的年代，乡团组织协助新落番者，在此地谋生的诸多便利，如民间信仰之膜拜、提供临时住宿、逢年过节相聚解乡愁、加入会馆免受秘密组织欺压、财物受保护、生病伤残者得到庇护、办理孑然一身客死他乡者的身后事等等。因此，先驱们无疑是一群仁者。

国内经济受到鸦片战争破坏之际，适逢先驱们在海外开创了一个新的格局！即，出洋打工，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开创一番事业，甚至可致富！以蓝集盛公为例，其少年时，家中只剩下其二伯父与他。然而，他勇闯南洋，凭著一股年少气盛的热忱，不屈服于命运的人生观，以及吃苦，当吃补的毅力，终于改变了自己与子孙的命运。蓝集盛公的成果，让族人、乡人豁目开襟，即赤手空拳可以创造一番事业，白手可以兴家！蓝集盛公的人生，在那个年代，犹如平地一声雷般，震撼了乡里。乡中长者，以他的事迹教导、勉励后辈。蓝集盛公的成就，对当时的农家青少年而言，犹如他们人生的楷模。他在海外的事业，成了青少年出洋的憧憬。对贫困家庭而言，出洋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

先驱们虽不是巨富，但他们的事迹，启发了许多族人、乡人下南洋开创一番事业。他们可说是后世巨贾的导航者！举例，湖寮高道的蓝秋山公，看见哥哥们辛勤地劳作，却难谋生。也许他从蓝集盛公的事迹中得到启发，即出洋，寻找改善生活的契机。1862年，蓝秋山公也到南洋谋求发展。

总而言之，先驱们对当代之族人、乡人影响甚巨！他们出洋经商、打工创造财富，也深深影响他们的族人、乡人。他们虽不是巨贾，但后世之巨贾从他们的人生中得到启发。同时，他们的人生，就是一部真实的励志事迹，值得后人学习。先驱们致富后，不忘投身社会公义事业、乡团，也是我们效仿的楷模。

六、结论

碑铭记，是一信史。先驱、先贤们把创设、修缮庙宇、义山、会馆的原委、经过刻于碑上，以便后人清楚明了、知晓这一段事迹。

我们从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公会之沿革史、1840年《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1854年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中得知，大埔先驱领袖，陈嘉云公于1838年，被广、客两帮先驱移民推选，出任三名大总理之一。我们知悉，早在1840年，至少有16名大埔先驱移民已在新加坡发迹，并且捐献金钱、参与绿野亭的建设。1854年，新加坡大暴乱后，福德祠绿野亭，犹如泛广东省移民之联合集团。此时，陈嘉云公仍是位高权重的两名总理之一，陈公也是大埔籍移民中，捐献最多银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