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造就了中国，也造就了世界。

昨天（12月18日），新加坡眼报道了中国授予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事情，并给大家讲了下1978年前李光耀眼中的中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1978年之后，李光耀是怎么“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

新加坡为邓小平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先说1978年至80年代。

1.文革末期的中国

7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得到解决，科技教育落后。

在对外交流上，中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这么写道：“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

70年代的中国

在国际上，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苏联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在东南亚，苏联在越战时期大力援助越南，牵制美国。

越战结束之后，越南军事力量继续增强，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仅次于苏联和美国。越南的领导人黎笋公开宣称“一个越南士兵可以胜过三十个中国兵”。

到了1978年底，越南对柬埔寨的觊觎之心，已是路人皆知。

越南战争

2.邓小平时隔58年，重访新加坡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短短两天的访问，为将来的许多事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当时已是74岁高龄，他对李光耀说，自己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之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

要去美国，是因为需要跟美国就越南问题进行对话。（后记：邓小平访新之后一个半月，12月25日，越南悍然挥师25万侵略柬埔寨，翌年1月7日占领金边。1月1日中美恢复邦交；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越南北部边境，教训越南。）

要到新加坡看看，是因为58年前，邓小平在“一战”时期去法国留学和工作的途中路经新加坡。事隔58年，再次来到新加坡时，发现改变实在太大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争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组成联合阵线对付苏联和越南。

简单说，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中国加强与外界的合作，尤其东南亚和美国，反之亦然。这为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合适的宏观国际环境。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之后，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听取关于新加坡组屋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邓小平登上HDB办公大厦的顶层，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组屋，他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邓小平此行到裕廊工业区是为了解新加坡的工业规划和发展，包括如何通过招商引资来提高经济活力；到HDB则是考察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计划和城镇治理。

1978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裕廊山顶，种下一棵象征友谊与和平的海杧果树。

在访新期间，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到中国访问。李光耀说，等中国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过来就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不同意，他认为：

他们（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士绅的后代。

历史还原视频

当时的《人民日报》对新加坡的报道路线改变了，形容新加坡为花园城市，而且评论新加坡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

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刊有介绍新加坡工业发展的文章。

3.改革开放前十年

1979年10月，在一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专门向各省市区领导提到了新加坡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思路。这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说：

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收入。

我们如果读《李光耀回忆录》第四章《绝处求生》，的确看到异曲同工的理念。李光耀说：

（60年代）发展经济学学者普遍把跨国公司看成是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这段话，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浦东新区……

90年代的浦东新区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时强调，中国是个地广人众的大国，无须依靠其他国家的资源，当前急务是如何激发人民的意愿，摆脱贫困和落后。

李光耀也与赵紫阳见面。赵说，当时中国有三大经济重任：第一、兴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第二、提高工厂质量；第三、提高管理人员和员工工作效率。

赵问李他此趟对中国的印象。李说了一些正面评价，然后说一些负面的观察，包括道路系统不好（李光耀从济南去曲阜时发现有部分路段是泥路）。

李说，新加坡人文历史短浅，人口250万，但每年可以吸引300万人次游客。中国人文和旅游资源丰富，人口10亿，但每年的外国旅客只有100万人（其中80万还是海外华人），中国应该整合旅游资源，赚取外汇，制造就业机会。曲阜是极具旅游业潜能的城市，从曲阜到省城济南的道路，没理由还是泥泞一片。

赵建议新加坡派出高层、中层、基层经理和专家到中国访问。后来，中国也派出几个国营企业管理人员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

1984年12月，享有“新加坡经济发展总建筑师”之称的吴庆瑞卸下副总理职务。

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这一职务一担任就是六年。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同吴庆瑞亲切握手。

邓小平每年都会见他，详细听取他的汇报和建议，负责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同他交往更加频繁。

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展了十年。李光耀又一次访问中国。

1988年，李光耀参观深圳工业展览馆。

在与李光耀见面时，邓小平说，过去十年解决了温饱问题，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纪律问题，因此，政府必须一方面实行有效的管制，另一方面维持对世界开放的大原则。接下来，中国要晋升到小康阶段，必须向别人学习，“包括你们，甚至韩国”。

李光耀说，他这次来华，看到的不只是多了新楼房和道路，更重要的，他见到了人们思想和态度上的转变。如今人们更敢于提出批评和问题，同时还积极乐观。

赵紫阳让李光耀看《河殇》。李光耀认为它过于悲观，并认为中国要推行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全部抛弃。他指出，中国需要改变的，是过度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以及人们的态度和观念，必须使中国人更愿意接受新想法、新点子，无论它们来自本国或外国。

“借鉴新加坡，并要管得更好”

在谈90年代之前，得先说说1980年。

1.向新加坡借鉴招商“秘诀”

1980年，为了在广东和福建设立经济特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江泽民到新加坡做为期两周的考察，研究经济发展局如何为新加坡招商，怎么发展工业区。

当时，江泽民对负责接待他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署长（相当于司长）吴博韬说：“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劳工，都比新加坡便宜很多，但是你们吸引得了这么多投资，我们却做不到。这到底有什么秘诀？”

吴博韬勉为其难说明，关键在于政治信心和经济生产力。他抽出国际商业环境风险指数报告让江看，新加坡评比为一甲，而中国没有上榜。江把报告带回他在乌节路外的一个三星级宾馆房里去研究，后来他对吴博韬说：新加坡有的，是“怎么促销信心的独特本领“。

1985年，江出任上海市市长。1989年6月，出任主席。

1990年10月，那场风波才过去四五个月，李光耀访问中国，在北京与江会面。李对中国是否会继续坚持开放政策表示关注。江向李保证，开放政策会“加速“进行。

10月3日，中新两国正式建交。

中新正式建交。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对江的评价是：

“他对邓小平赋予他的崇高使命的献身精神，以及继续推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工业社会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1992年，李光耀再次与江泽民见面。江对李努力推进汪辜会谈表示感谢，同时，他认为西方操纵台湾课题，把中国当作可能的敌人是不明智的。

李光耀认为，大陆和台湾关系发展的最理想结局是双方和平渐进地紧扣彼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联系。他说，如果中国想削弱美国的制衡作用，应该把中国市场开放给更多欧洲跨国企业，那么就会逼迫美国企业向本国政府施压，阻止政府轻举妄动损害他们在华利益。

江认同这个建议，并认为，中国必须增加出口，同时，向不同国家学习，不仅吸取它们在知识、科学和技术上的优点，也学习它们在文化经验上的强处。

在李光耀推进下，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举行。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并期许广东能按其“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发展经济在20年内追上亚洲四小龙。

他说：“四小龙中新加坡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从邓小平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数以百计的中国代表团涌入新加坡，想考察、借鉴新加坡的各个方面，从“如何维持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到经济建设、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

90年代的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因此从1992年开办了针对中国领导干部的短期培训班，讲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经验。从1998年起，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经济管理硕士课程，为中国培养中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从2004年起，又开设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另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于1995年开展的“人才培训计划”，至今已培训超过2000名山东官员和企业高管。

2.苏州工业园区前世今生

1992年9月，在南巡讲话七个月后，李光耀访问苏州。苏州市长章新胜向他建议，让新加坡拿出500亿美元国家储备金中的10%到苏州投资，由苏州提供特别待遇，保证新加坡投资的成功，同时让苏州“像新加坡一样”实现工业化。

李光耀和夫人首次访问苏州。

同年12月，章新胜到新加坡与李光耀会见，说自己已经取得邓小平办公室绿灯，请新加坡方面提交正式计划。1993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北京时与江和李鹏就此进行讨论。5月，李光耀在上海与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见面时，提出：

“许多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来考察，看到的却总是零星的片段永远无法全面了解我们整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我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才提出这项建议的。入股能让新加坡和中国的经理人员在同一岗位上一起合作，那么，要向中国转移新加坡的方法、制度、知识，就容易得多。”

朱镕基同意。4天后，李光耀与刚升任副总理的李岚清会见。李岚清认为苏州人品质高，能很好地吸取和应用新加坡经验，于是也给予全力支持。

1993年10月，为了确保新加坡制度中有适用于中国的运作方式，中国派了国务院和江苏省两国代表团前来考察。考察之后，满意。

1994年2月，李光耀与李岚清在北京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正式开启合作。这也是两国之间的第一个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从中国角度，中央政府希望可以从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管理借鉴新加坡理念和经验，以便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些制度。（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如何转移新加坡经验，可以参考：苏州工业园区：中国的三个“新加坡”）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李岚清在北京签订《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

12月3日，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叙述是：

“眼下很多城市的工业园区都苦于招商难，奔波在外出招商的路上，可有一个地方，却正好相反，不但不愁招商，每天都有不少企业主动上门要求投资建厂，甚至还有企业排队等著这里有土地清出来建新厂，它就是苏州工业园。

2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泥塘，如今这个仅有278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聚集的企业超过六万家，其中还有不少都是世界500强，2017年，这个园区的生产总值是2350亿，这个数字和汕头整个城市一年的生产总值相当。”

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苏州工业园区好像没什么特别，全国到处都能见到类似的项目和城市。此话不假，但回到24年前，把这个项目放到当时的中国来审视，才会知道这个它的意义。

24年前，中国有工厂，有城市，但是缺乏现代城市规划及治理，也缺乏外资、外来技术和知识。前者需要改革，后者需要开放。这一切在90年代初十分困难，因为中国正受到西方的制裁。

而新加坡恰恰是在西方制裁声中，第一个把商务代表团带进中国的国家。

不但带去了商务代表团，更是与中国开启了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战略合作。

而且在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启动之后，努力推动欧美企业到园区投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首任总裁曾士生在新华社2018年的一次采访（《曾士生：苏州24年前》）中说，当年有些外国企业原本考虑在新加坡投资，但顾虑新加坡运作成本比较高，新方就会推荐这些企业到苏州工业园区，并成功地为相当多的企业落户园区牵线搭桥。

2001年6月8日，江泽民在苏州工业园区会见李光耀时说：“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园区借鉴了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在开发建设和对外招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希望双方密切合作，使园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园区。”充分可定了新加坡管理经验的作用。

3.后李光耀时代，中新展开更多合作

继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之后，中新两国政府在2007年推出天津生态城、2015年推出中新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两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并于2018年同意把广州知识城升级为第四个政府间的合作项目。

天津生态城

以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为例，它与常规的工业开发区或者城市的开发有不同，是基于国家和国家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范围内，以服务贸易为主题的一种合作，希望将重庆打造成为中国西部领先的区域性互联互通和服务经济中心，通过提高互联互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国西部的发展，建立更多连接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而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很重要的内容。

提高互联互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是改革。

建立更多连接世界各地的贸易通道是开放。

中国与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的合作，无论在李光耀的年代或后李光耀年代，都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可以说，李光耀不但是自己“推动新加坡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而且，在他身后，新加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一直深入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例如，一直在大力推进中国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前称“南向通道”）的，是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主席张松声。他鼓励更多东盟国家加入南向通道建设，未来让更多东盟货物通过钦州等渠道出口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

张松声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这次中国政府要对李光耀表示如此崇高的认可。

而这一切，都源于李光耀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和贡献。

这一点从李光耀对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评价可以看得很清楚：

“早在苏联瓦解之前12年，邓小平就已清楚看到中央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因此，他把中国开放给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从沿海一带的经济特区着手进行。

开放政策推行了20年后，中国处处显露它将成为亚洲最大、最蓬勃的经济体。如果能避免陷入任何国内或国际动乱与冲突，中国肯定在2030年成为经济巨人。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最后，我们看看李光耀在2000年对中国未来的预想：

“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它可以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充当一个平等而负责任的伙伴国，成为另一个主导世界走向的大国。

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中国未来50年内的一个发展前景——现代化、负责任、信心十足。”

现在距离李光耀写这段话已经过去了近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行了40年。

李光耀这段话，在今天看来，仍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