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郁达夫新加坡遗踪新探》系列之一。郁达夫在当时新马社会中的地位不是一般南下文人所可媲美的。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杰出的文学家，是鲁迅的亲密朋友。

鉴于白发宫女已不在，笔者不惮重炒隔夜冷饭，从过去文献中搜罗出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若干遗踪，结合其诗文，略作讨论辩驳，兼以实地探访，冀或一窥乡贤风采，而飨富春江、钱塘江乡亲，后来者或可按图索骥，故作此文。

怡和轩、晋江会馆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图20），是星马华侨富商的俱乐部、新加坡华人社团中的百年老字号。其位置处在牛车水和中峇鲁之间。与另一家百年老字号、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样，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图20 怡和轩

1941年12月8日， 日军轰炸新加坡。星洲华人华侨立刻掀起了抗敌自卫的高潮。文化界同人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同时兼任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大队长，胡愈之任副团长。82

接着，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陈嘉庚任主席，郁达夫任执行委员。“郁达夫先生既担任团长，又兼任‘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的大队长。他晚上编报，白天干团的工作，废寝忘食，在敌人的大轰炸中，冒着生命危险，从这个区到那个区”布置工作，“实实在在地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83 有一次， 他头部为流弹弹片擦伤，裹着绷带，没什么要紧， “但很想休息”。84 达夫先生的辛勤和负责，令人读后心酸不已。

在新加坡沦陷之前，大家常聚在怡和轩讨论。怡和轩隔壁就是晋江会馆（图21），是当年抗敌总会所在地，不久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也搬来这里办公。1942年初郁达夫作为抗敌总会的负责人之一， 就常常在晋江会馆值班。

图21 晋江会馆

1942年2月4日，潘受曾亲自送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等人乘船离开新加坡奔赴印尼躲避。郁达夫被害，1947年潘受和诸位老友夜坐怡和轩，讨论起郁达夫有诗《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云：

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

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85

潘受（1911.1.26—1999.2.23），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曾任《叻报》编辑、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书法自成一家。

“当时共此议宵征”指的就是日寇占领前的陈嘉庚和郁达夫潘受等在怡和轩聚会讨论对策。对于此诗，潘受有详细说明：“一九四二年二月，达夫自新加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者，约定五日黎明开往邻近之苏门答腊小岛。余告知达夫及李铁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轩待发。达夫所携小行筪，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一瓶，牛肉干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尽之。达夫又言胡愈老等数人尚无以为计，余念与永安两家别购得西行船票，行期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将小电船坐位，尽让与之，遂分途。达夫既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嗣为日寇所得，命充通译。三年间，全活甚众。寇降，惧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达夫，乃密害之以灭口，竟无有知其死所者。”86

不过，当时和郁达夫一起称作小电船逃亡的金丁则否认了潘受的回忆。87 金丁回忆，1940年2月4日清晨一起乘船离开新加坡的有19人，包括胡愈之、郁达夫、邵宗汉、张楚琨、蔡复生、王纪元、王任叔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刘道南夫妇、以及金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而小电船是张楚琨设法租到的。88

写这段回忆时，金丁还特地同张楚琨核对了这个问题。89 张楚琨则回忆：这艘破旧的摩托舢板， 是“我和刘武丹（康迪动员总会劳工部副主任）接洽好的”，一起乘坐的有28人。90 胡愈之则回忆， “小船是刘武丹先生预先设法雇定，留给文化界撤退用的。”91

又，当年一起乘船逃难的人达到二十余人，并非潘受提到的小电船所能容纳；92此外，这些重要人物，既然准备离开新加坡避祸，理当有所准备，不可能在临行前尚无着落。这样看来， 潘受的回忆似乎有误。

平社

平社于1940年成立，创办人为林庆年、林谋盛、卓经端、李泽仑等， 地址在尼律广东会馆三楼。93

平社是新加坡本地成立的京剧社，为了扩大影响，特意照搬了上海平社的名字。不过，本地票友在此之前已经有为抗战义演之举。郁达夫爱好戏剧，所以经常参与平社活动。郁飞回忆：当地票友组成平社，“他也是赞助人。平社有演出他必定到场。”94

1941年3月2日，郁达夫 当选为“平剧研究社”理事，6日出席“平剧研究社”理事会议，商量成立平社纪念大会；95 同年10月15日， 参加平社理事会会议，讨论11月将举行的援英义演方案和参加柔佛“平社”成立义演事项。96 平社依然存在，只是实力和影响大不如前，目前的地址在史密斯街 （图22）。

图22 平社

郁达夫到过的其他地方还包括中华总商会、居士林、维多利亚剧院、华侨中学、爱同学校、中兴俱乐部等等。1939年7月1日，他受邀出席李俊承在佛教居士林欢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斋宴。97 他也在维多利亚剧院观看过王莹的演出。另外，他还给义安女校、树人学校、培群学校、民众义校写过校歌。98

树人学校似乎无存；民众义校估计是日军南下前后创办的短期训练学校，也已无存。义安女校早已辗转成为义安小学；培群学校依然存在，但估计知道郁达夫为此二校写过校歌的人应该寥寥无几了。

彼窠书店署星州

巧得很，新加坡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致读者 ：新加坡书店故事1881-2016》，其中就提到了郁达夫为星洲书店题写牌匾的事。

星洲书店位于大坡大马路（桥南路）187号。 1939年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刚到新加坡不到一个月的郁达夫，嗜书如命，来到了星洲书店。书店创始人之一，游杏南热情地接待了他。郁达夫选了一些书，却发现现金不够，于是请游杏南为他先留着这些书。游杏南却让郁达夫先把书拿走，下次来时再付款，以免放在店里被别的读者买走了。 第二天，郁达夫便前来付款，而且还留下一笔钱，作为以后买书之用。

这样，郁达夫便成为星洲书店的常客，和游杏南也成为朋友。以后游杏南便恳请郁达夫写个书店招牌，这为郁达夫和南洋的不解之缘又添了一笔重彩。99

郁达夫在新加坡只有三年多时光，但其才华、能力和贡献举世皆知，在本地华社声名显赫，其事迹在战后一直流传。

1958年，南来词人赵尊岳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教，与郁达夫当年同事朋友傅无闷、冯列山、李西浪、胡迈 有交往唱和。100 他发现新加坡留存的郁达夫手迹依然不少，包括郁达夫给星州书店题写的招牌“星州书店”高悬市上，颇有所感。他说：“日军南袭时，郁达夫方留星洲，旋去印尼被祸。在星洲多有文酒之会，尝因人请作，榜书其星州书店招额，迄今犹悬闹市。”诗云：“触目警心过市楼，彼窠书店署星州。黄公垆畔犹能记，牢落诗人酒一瓯。”101

物是人非，岂不怆然？

后记：本文承蒙杭州文史协会同仁鼓励，写作期间又蒙新加坡文史前辈杜南发先生指导帮助，不胜感激，特此致谢。

82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589-590页。

83 吴柳斯，“忆流亡在苏岛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623页。

84 金丁，“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回忆郁达夫》，574页。金丁即汪金丁（1910-1998），1928年毕业于北京毓英中学，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任执委、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秘书、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员及印尼某华侨中学教员，1949年回国后历任北京河北高中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85 潘受108页。又见潘受，“忆达夫出走苏门答腊”，《回忆郁达夫》，588页。

86 同上。

87 金丁，574-575页。

88 金丁，574页。

89 金丁，575页。

90 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601页。

91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回忆郁达夫》，540页。

92 杜南发致笔者电子邮件，2017年5月19日。

93 尼律是Neil Road 的音译，“律”即“road”的音译。

94 郁飞，465页。

95 姚梦桐，26页。

96 姚梦桐，27页。

97 姚梦桐，20页。

98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九卷诗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59-262页。

99 上述事迹见黄涓，“收藏我们的书店记忆，” 《联合早报》，2016年12月19日，“现在”第二版。

100 赵尊岳的父亲赵凤昌，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僚和心腹，晚年寓居上海，在南北和谈中起了重要作用，被人誉为民国的催产妇。赵尊岳是民国词人况周颐的亲传弟子，也是收藏大家王世襄的姑父。

101 赵尊岳，《高梧轩诗全集》，1965年，出版社缺， 212页。按，赵尊岳诗中指郁达夫书写的书店招牌为“星州书店”，恐属笔误，当为“星洲书店”。王自立、陈子善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内页附书店照片，书店悬挂招牌为“星洲书店”。

原文标题为《郁达夫新加坡遗踪新探》第三节，载于《杭州文史》2017年第一期。因原文篇幅较长，新加坡眼分章节发表，本文为第六部分，前几部分见相关阅读。

作者杨斌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本地历史颇有研究，刚刚出版《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一书。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限量版300本。点击https://www.fomomkt.com/store/v2/merchant/xinjiapoyan/1485346938 （或阅读原文）可以购买作者签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