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在一个海岛上，人口与常州相当，面积是常州的六分之一，谈不上自然资源，也谈不上消费市场，没有技术，没有资本，周边大国不少，但关系都不好。要在50年内成为人均GDP超越日本和美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亚洲前三的强国，你准备怎么做？这就是60年前李光耀所面临的情况，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然而，如我们后来所见，这成为了事实。并且很大程度上，中国借鉴了新加坡的经验，成就了改革开放腾飞的30年。

新加坡引起我注意的主要原因，是去印度我乘坐了新加坡航空，并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转机，我被我所见到的和所感受到的震撼了。联想到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未来之路在于新加坡模式，以及特金会定在新加坡，我决定分析一下这个国家。

如果这真的是中国的未来，那为什么我不尝试一下先知呢？

分析的结果比较有意思：这个国家的成功很大程度源于一位国家级产品经理！

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领导新加坡50年取得今天成就的李光耀，相对于一个优秀的政治领袖，看上去更像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他领导下的新加坡，相对于一个飞速发展的主权国家，看上去更像一个复杂的跨行业巨无霸公司。

李光耀的牛X之处在于，这个产品经理一直都能在新加坡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为其找到合适的产品，并淘汰掉将要不再合适的产品，进行产品和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李光耀为这个巨无霸公司建立配套的制度，培养和引进合适的人才，为其发展融到足够的资金，引进和开发必要的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牢牢把握住关键环节。

这也许就是新加坡高速发展的秘密所在：一个国家想要在50年里，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上升至第一世界国家极为困难。但是一个公司想要在50年里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公司则相对容易。这类公司并不少见。

李光耀当年超越那个时代的眼光，其实是一个产品经理应有的眼光。同样，那些睿智的配套政策和环境营造，都是为了保证这些产品策略能够顺利落实。

一个国家要进入全球价值链，至少要在原料，运输，仓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上占据一个或多个环节。对于新加坡来说，自然资源缺乏，所以原料是其不具备的，但其他所有环节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和智慧拿到。这些环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要求大体类似，无非是人力，资金，技术，环境（政策）条件相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更加具有综合竞争力。而李光耀对新加坡所做的，无一不是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改善和配套，来适应下一个阶段的产品战略，使其能够在这些价值增值环节中，谋求全球价值链中富有竞争力的的一席之地。

让我们来细数一下李光耀这位产品经理的作品。

1960-1965年进口替代的弯路

新加坡的前身是英国的一个贸易站，后来英国把它发展成为英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新加坡经济主要靠英国驻扎的行政机构和转口贸易。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新加坡整个工业化的思路，奉行进口替代政策。对所有进口消费品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成长。当时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很难独立发展自己的产业。

新加坡曾尝试通过政治合并的方式，以谋求和马来西亚形成共同市场。后来因为不可调和的分歧，最终退出马来西亚，共同市场愿望破灭。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新马分家后，马来西亚不再通过新加坡的港口进行对外贸易。同区域另一大国印尼又和新加坡搞对抗，贸易活动也停止。新加坡经济的第一支柱转口贸易受到重创。

新加坡另一经济支柱，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行政机构，又在1968-1971年从新加坡撤出。英国人的撤出，让新加坡的GDP一下子掉了20%，影响国内3万人的就业。1966年，新加坡预计失业率达到14%，这样的失业率已经接近引发国家动乱。

这是一段不成功的弯路，也是新加坡的起点。

1965-1975年出口导向型工业

当时主流的经济学家把跨国公司当做廉价的土地、劳工、原料的剥削者。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发达国家，又反过来购买他们的消费品，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

但这种理论并没有得到李光耀的认同。反正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新加坡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诚信的政府。新加坡政府的责任只是为200万人民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工人获得报酬，并教授他们技能和管理，为什么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呢？

认知一变，果然局面大开。新加坡确立了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意味着新加坡需要和世界各个国家做竞争。如李光耀先生所言，我们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

这种基于产品经理的思维，在那个“新殖民主义”思维的背景下是一个重大创新，其意义在于使新加坡加入了全球价值链。也因为创新，那个时代竞争远不如今天激烈，有足够广阔的的价值蓝海。

在1965年8月9日独立那天，新加坡取消了所有进口关税。新加坡奉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外汇管制和产业保护。为了配合加入全球价值链，尽管新加坡大多是华人，其还是把自己的官方语言定为英语。使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是标准化，可以提升效率，降低社会成本，而且能延揽到全球顶尖的人才。

在外向型经济导向下，新加坡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早期新加坡的工业主要是制造植物油、化妆品、假发、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还有樟脑丸，附加值高一点的行业，就是拆船和废钢轧碾。60年代台湾人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发展纺织、玩具工业，但规模都不大。但到了1968年，裕廊工业区已有近三百家工厂，雇用2万1000名工人，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跨国公司这边，新加坡最早的外国投资者是英国人，但英军撤出新加坡，很多英国公司跟着撤出。新加坡招商引资真正取得成果要到1968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欧美投资人认为香港、台湾太靠近大陆，开始考虑转移至新加坡。

1968年10月美国德州仪器开始投资，紧接着是国民半导体厂，后来德州仪器的竞争对手惠普公司也决定在新加坡投产。美国其他的电子公司也接踵而来。美国的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电子工业不但解决了失业的问题，还把新加坡变成80年代一个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

1975年，这一年新加坡的工业首次超过贸易，一跃成为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

1975-1990年资金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业

1975年以后，新加坡重点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业：

石化工业

1973年石油危机，全球几家大石油公司在新加坡都有自己的库存石油。当时新加坡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阻止他们出口，这赢得了石油公司的信任。石油公司把新加坡当做可靠的石油交易场地。充沛的原油供给使新加坡能发展起自己的石化产业。

1980-1990年间，新加坡又先后设立了菲利普斯新加坡石化公司等8家石化公司，石化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到90年代，裕廊岛工业区就成为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和荷兰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英美自由竞争的思潮下，新加坡发展的却是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电子产业

新加坡及东南亚首家硅芯片制造厂在八十年代初期建成。苹果电脑公司也于1981年开始在新加坡生产个人电脑，1982年光碟驱动器开始生产，到1985年已经有超过15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从事电子或电脑配件生产。

为什么这些高科技公司愿意将公司愿意在这个时间投资新加坡？无非是因为新加坡在人力，资金，技术，环境（政策）更有竞争力。李光耀一直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而人才在于教育，感兴趣的可以查查新加坡几所大学在全球的排名

金融业

七八十年代，区域内金融的赛道完全属于新加坡。新加坡通过取消非居民利息预扣税，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所有亚元存款无需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规定。新加坡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银行业金融中心。1984年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营业范围，成立新加坡金融交易所。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欧洲美元利率期货合约，不久扩大到欧洲日元期货合约。90年代初外汇市场全球第四，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

金融业大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解决了新加坡在全球价值链综合竞争力中，四大要素的资金要素。

住宅产业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信奉“人无恒产必无恒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人民在面对外来敌人，才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因此从1963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就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推出低于市场价格的组屋供民众购买。购买组屋的人数从1967年3000人增加到1996年7万人。特别是1975年以后，政府在远离市区的乡村建立大型组屋，并配套无污染工业。新加坡住房供给快速提高。到80年代中期，85%的新加坡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原来中国丈母娘“人无恒产必无恒心”，一定要买房的理念来源于儒家，而且被李光耀给解决了，作为人才，你舍得走吗？这哪里是住宅产业政策，这是“新加坡集团公司”的留人之策。

1990年以后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

1990年以后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把发展重点从制造业转移到化工、电子和工程业等主要新兴产业。经发局也开始凭借它在这些产业的领导优势，发展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等生物医学科学产业。

金融业方面，1998年1月1日新加坡监管体系全面改革。新元国际化条例，修订资产管理业条例，鼓励股票交易所和金融交易所合并。1998年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香港的股市指数期货都在交易所交易。银行业方面，开放银行业，批准外资增设分行。

如今新加坡仍是世界的硬盘驱动器产地，负责全球三分之一的硬盘生产；也是世界第三大炼油和石化中心；拥有13个芯片园；全球10大药剂公司就有6家在新加坡生产。

从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的30年，中国派出了3万名工作人员赴新加坡考察培训。如今的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很大程度类似于一个产品经理的行为，重点扶植代表未来的趋势的产业发展。

相对于新加坡，我们有市场的优势和资源的优势，然而如果中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像新加坡一样成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以获得人力，资金，技术，环境方面的全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