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少家长认为，尽管取消了部分考试，但部分习惯仍旧难以改变：

繁重的课后补习；小学离校考试（PSLE）是非常重大的压力点；最重要的是，分流制度依然“根深蒂固”！

教育部当时是希望改革举措引起社会思考：让父母、学生或是教育工作者，能够进行真正的、深入的反思，了解到什么才是教育孩子更好的方式，像是学习的乐趣，培养以及激发好奇心，将会让学生终生受用。

但具体落实下去必然遇到各种现实“壁垒”，所以关键还是取消之后的各项配套举措能否跟上。

如今，中学阶段分流制度的取消，降低对学业成绩的过度偏重，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目的就是在各教育阶段，打破了源流之间的界限！提供更公平的教育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去年展开了针对新加坡教育公平性的调查，调查显示，26岁至65岁新加坡人当中，每10人就有约6人的教育程度比父母高，相对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比例来得高，这也显示出新加坡人的教育流动性在显著提升。

OECD的调查报告从成人技能评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简称PIAAC），以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两项调查中获取相关的数据。

教育一直在向上流动！

在教育向上流动方面，新加坡跻身世界前列，近十分之六的成年人获得的资格高于父母。

在1940年代中至1950年代出生的成年新加坡人当中，父母教育程度高者完成高等教育，比父母教育程度低者高出55个百分点。

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父母拥有高教育水平者完成高等教育的比率，则比父母受教育低的国人高36个百分点。

这显示，父母教育程度低的新加坡人完成高等教育的机会，过去几十年来，显著提高19个百分点。

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高中教育水平父母的子女只有不到20％的机会完成高等教育。

现在，这样的人有大约60％的机会。对于至少有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所生的人来说，这个数字已从70％以上增加到90％以上。

“弱势学生”表现其实很好！

另一方面，调查也发现，新加坡的弱势学生的教育表现，对比其他国家的弱势学生来得好，但对比自己国家内的顶尖学生，却又有较大的落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发现，新加坡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比例方面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澳门和香港。

在科学，数学和阅读的客观测试中得分很高。来自贫困家庭的15岁儿童中约有43％表示他们对这些核心技能的掌握程度很高，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

经合组织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也发现，在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后，新加坡大约一半的弱势学生出现在国际顶级学位中，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约30％！

但是，当涉及到“国家应变能力”时，这些学生的科学成绩与自己国家的最佳表现者相比，只有十分之一符合这一标准。这低于其他24个国家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包括香港和芬兰的教育系统。

针对OEDC的调查报告，新加坡教育部（MOE）表示：

来自低SES（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相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类似SES背景的同龄人而言表现是绝对可以称之为不错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这里的弱势学生所适用的“国家应变能力”的标准要高得多，因为在新加坡，优秀学生的表现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

例如，在2015年比萨科学考试中，新加坡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只有10％得分至少为631分。对于新加坡学生来说，631分被认为是比较科学的得分。

但在芬兰，这个得分为599。因此，14％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能够达到这个分数或更高。如果按照芬兰的基准来算的话，大约17％的新加坡“弱势学生”能够达到599分及以上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