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王瑞杰：政府还未决定调高消费税的具体时间点，在做出决定前，也会做出慎重的考量。（国会视频截图）

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天在国会总结新财年预算案的辩论时，丢出一个让大家突然直起身来注意听的消息，那就是：

政府还未决定调高消费税的具体时间点，在做出决定前，也会做出慎重的考量。不过一旦增加消费税，政府一定会推出“过渡配套”（transitional package）帮国人作出调整。

那些有在注意听的人肯定注意到，财爷这句“说了好像没说”的话，其实释放出以下信息：

财爷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曾透露，将在2021年至2025年之间，即下届政府任期内，将消费税从目前的7%调高至9%。消费税的调高势在必行，只不过还未决定具体的时间点，有可能是2021年初推出，也可能到了2025年才实行。这个被部分议员描述为“不受欢迎的”的消费税调高，绝对不会像西海岸集选区议员胡美霞所建议的，尽量延迟推出。

消费税的增加向来是个敏感的民生课题。

本地目前的消费税定在7%。（海峡时报）

许多民众都无法理解，新加坡政府储备金一年比一年丰厚可观，况且王瑞杰上周刚在财政预算案中透露，本届政府过去三年来累积了约191亿元的财政盈余。既然有那么大笔的“储蓄”，为何不拿出来用，只一味地靠增加税收来提高国家收入？这么做似乎不合理也不得民心。

人民关心的是物价可不可以不要一直上涨？都已经这么多储备金了，为什么还要不断累积？为何不用财政盈余多发一些“红包”给国民？为何不利用财政盈余扩大投资、扩大社会安全网？

这些不仅仅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将成为下届大选的热门话题。

另一种坊间的普遍认知就是，政府是不是每年都在预算开支上“报大数”，因此才需要筹集更大笔的钱来支付开销。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通过增加税收。

调高消费税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

财爷再三强调，调高消费税并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随着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政府在永久性医疗计划和其他医疗保健项目的开支将持续增加。

为应对这方面的需求，政府必须结构性地增加国家收入。这不是新加坡才面对的问题，每个人口老化的国家都承受着相同的压力。

王瑞杰说，单是一个卫生部，预计就需要在2019财政年花费61亿新元（相等于整个“立国一代配套”所需的资金）来津贴各阶层新加坡人的医药费。这还不包括用于改善强化医疗设施的经费，以及用于寻找更有效治疗法的科研费。

除了医疗保健开支，政府未来也必须支付学前教育和安全领域的各种重要开支，因此调高消费税是个必要的做法。

王瑞杰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发表的一篇报告为例指出，隶属于OECD的35个国家，在2018年至2060年期间的中位数医疗保健开支增长，预计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个百分点。到了2060年，这些国家预计必须增加相等于GDP的6.5个百分点的收入才能应付得来。

新加坡计划将消费税调高两个百分点，也只能为国家收入增加相等于GDP的0.7个百分点收入，这样一比较，就能将整个大局看得更清楚。

为何不能轻易动用储备金？

每年的财政盈余都会纳入政府储备金用于投资的部分，用来赚取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s，NIRC）。这个概念和赚取“银行利率”十分类似。

王瑞杰说，新加坡过往面对经济危机时，都是采用储备金来度过难关。

“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们的累计储蓄允许我们从当年的储备金拨出165亿新元，来资助205亿新元的振兴配套，相等于配套的四分三是从当年的储备金拨出，其余的才动用较早的储备金。2017年，为协助建筑业度过周期难关，政府也让总额约14亿新元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提前在2017和2018财政年完成。”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的经济展望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紧张而变得不明朗。作为一个每年“身家”值5000亿新元、却又没有天然资源的弹丸小国，新加坡的储备金就是我们用于防身的厚实“防弹衣”，在经济危机时起到维稳经济的作用，帮助人民度过难关。

财爷也透露说，

“今时今日，净投资回报贡献已经成为我国总收入的最大贡献者，比任何一项税收都还要庞大。如果我们没有净投资回报贡献，仅仅靠税收，就必须将个人所得税调高一倍，甚至将消费税调高一倍，才能达到同等收入。但即使我们那么做了，也依然无法筹到同等收入，因为净投资回报贡献目前已经是最大的板块，将其他板块增加一倍，还是无法达到同等收入额。”

听明白了吗？财爷是想告诉大家，储备金是用来未雨绸缪的，别轻易打储备金的主意。他还趁机“酸”了反对党一下。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国会视频截图）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似乎一直在往后看，看收入盈余有没有出现惊喜，然后希望它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并不是我们用于保障新加坡前途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要摆正，不要老想着每一任政府都必须在任期结束前将所有盈余花光。”

财政预测很难做到百分百精准

王瑞杰也解释说，每年的财政预测是很难做到百分百精准的。

例如在2018财政年，政府原本预测印花税的税收会因为房地产降温措施而缩水，但房地产市场最终的热烈反响却推翻了政府原本的预期。再如，开支方面有时也会出人意料之外，新隆高铁暂停两年就是一个例子。

“财政部一直在寻找方法来改善预测的精准度。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这并不容易做到。日本的国家收入预测，过去五年来一直出现11%的误差。香港是一个与我们很相似的经济体，他们的预测误差虽然比日本小，却依然有8%。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会精益求精，继续寻找缩小误差范围的方法。”

红蚂蚁写到这里，想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博士在去年财政预算案公布后，接受采访时所说：

“花钱谁都会，不用别人教。但如果今天花了太多钱，未来钱不够用，依然要向国人征税，到头来中产阶级的包袱还是最重。因为政府不能向低收入者加税，有钱人一听加税就要离开新加坡，而中产阶级跑不了。”

国家有难，相信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愿意团结起来一起度过难关。

消费税的上涨，人们其实最希望听到的是，政府会把财政盈余用于建立社会安全网、加强就业方面的保障等措施，让年长国人在退休后也能感到比较安心。

别让消费税增长课题，轻易消磨掉大家对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