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新加坡，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鱼尾狮、花园城市、东南亚风情。喜欢美食的人可能会想到海南鸡饭、肉骨茶和黑胡椒炒螃蟹。不过这些都是它的表象。新加坡在我心目中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披着西方文明外衣的东方儒家文明国家。它很多外在的特征都源于这个内核。

新加坡能够形成这种文化特色的首要原因是它的人口构成。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是华人，占了人口的74.2% 。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田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我们在新加坡的旅途中见过的所有计程车司机祖籍都是福建。因此可以说新加坡是中国华南传统社会（中国西南、西北、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的传统文化都有细微差别）在海外的一片飞地。了解这一点，是读懂新加坡的前提。

新加坡的国父是著名的华人巨擘李光耀先生。他为新加坡注入了灵魂。而他打造新加坡的理念与方式则受到了他出生的家庭环境、成长的时代背景、知识结构与教育经历，以及后来的个人境遇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著名电视剧《亮剑》当中，李云龙有一句著名台词“任何一支部队都有着它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与性格，是由这种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与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其实，何止部队如此呢？

李光耀是一个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在英国留学的广东人。在英国留学过程中他又与了共产主义人士有过深入的交流。并最后获取了经济与法律的学位。在争取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由于人口占少数的华裔与主体民族马来裔的矛盾日益恶化，最后不得不在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独立建国。建国后，内忧外患，百废待兴。那么李光耀如何去建设这个国家呢？

首先他出于对列宁领袖集权式的做法反感，因此他还是搬来了英国议院制的那一套。然而由于深谙中国传统法儒并举的治理艺术与华南社会里宗族社会中的文化传统，他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更加像是披了一层“洋皮”的中国传统官僚体系。首先就是他灵活地利用议院选举体系里的一些漏洞，长期维持他“人民行动党”的绝对优势。具体如何操作，很多学术论文和财经期刊如《亚洲周刊》都有报道，感兴趣的人可以查。大体上就是把政府的福利政策尤其是房屋政策与选票相捆绑。人民行动党在那个区域没有获胜，那么政府就裁减这个区域的福利。

李光耀这么解释他的人民行动党持续获胜：“因为别的党没有我们这么能吸引选民。”

在这样一个议院制体系下，新加坡总理基本上就相当于明朝中后期内阁的首辅。而在卸任总理后，李光耀长期担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职务，该公司负责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汇储备，一直是该国最神秘的公司。因此有人说新加坡的民主是“伪装的民主”。在美国《Business Inside》杂志2011年的文章中，把他列为上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里第二名。

在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国内人还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时，西方社会对于李光耀“独裁”、“专制”的骂声长期不绝于耳。下面这个16岁少年因为在李光耀死后批评李光耀独裁而被捕入狱。随后迫于舆论压力被释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独裁专制的人，却把一个小渔村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国际大都会。在2018年全球一线城市里，位列世界第5，亚洲第一。同样是作为一个城市独立发展，香港在“民主”，“自由”的英国领导下，却远不及新加坡。这不单单是指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在产业结构与国民幸福度上。

无论香港人多么怀念港英统治者，但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大鼻子们从来没有把这个小岛当做自己的土地。他们一直所想的是如何在这个殖民地上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自以为自己拥有的民主，其实从来没有拥有过。香港之前一直是由女王指派的港督管理的。因此无论在一些基本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产业结构的规划上，香港一直没有被当做“自己的地方”来管理。而同时期在新加坡的李光耀则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本来“想当的是马来西亚的总理，而不是新加坡的国父。”，“是含着眼泪来到新加坡的。”，这是他无论如何都必须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这里是他要证明自己价值的地方，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给对面的马哈蒂尔看。这种在治理态度上本质的差异，决定了新加坡和香港未来发展走向的差异。

（李光耀年轻时，背后是他主持建设的第一代新加坡公共住房）

这种差异首先就体现在住房政策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之好，恐怕除了一些能源型国家少有能与之匹敌者。由于受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共同影响，李光耀在1964年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你很难想像一个西方自由经济主义国家会实施这样全面、长久而大规模的国民福利住房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前提就是政府掌握80%的国土资源，并成立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直属国家发展部。这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其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1966年，新加坡颁布了《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并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根据该项法令，新加坡政府协助建屋发展局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获得开发土地，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房屋所需的土地。

随后，为了防止炒作投机，一个家庭占有多套公屋的可能，新加坡建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审核与价格机制确保这些保障性住房能够真正惠及所有人群。今天，82%的新加坡人都住在这种由政府建设的组屋中。更人惊叹的是这些组屋的质量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普通的商业住宅。甚至有漂亮的空中花园供民众使用。新加坡对于房地产泡沫的成功管理，举世所罕见。

而对比香港，鸦片战争之后，港岛割让给英国，于是香港的土地就成了英国皇室财产，与其在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一样，都是Crownland（“官地”）。它可按年期批租给民间。要注意，不是“断卖”，而是“批租”。

“官地”是公有土地的一个类别。欧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的，明确归政府所有，所以也可以进一步明确为归联邦、州或城市政府所有。香港的特别之处，在于全部土地皆为“官地”。这是1843年《英皇制诰》宣布的。

至此为止，我们似乎看到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土地都是被官方垄断。但是区别就在于对于港英政府并不把香港人当自己人看。在他们看来把土地批租给私人开发商盈利是比自己去建立公屋好的多的选择。为了获得更多一点财政收入，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这一政策并没有随着香港回归而改变。因为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体太多。最后导致的恶果就是今天很多香港人居住在像动物笼子一样的㓥屋当中，而香港的土地却还有70%还在闲置。

香港㓥屋

而在产业政策上， 李光耀一手打造的裕廊工业区。在本身就不大的岛国上硬生生挤出70平方公里。这个工业区包含了来自各地的跨国公司和本地的高技术制造业公司。新加坡政府也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将新加坡东北部划为新兴工业和无污染工业区；沿海的西南部、裕廊岛和毛广岛等划为港口和重工业区；中部地区为轻工业和一般工业区。新加坡的工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2012年产值为1085.5亿新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1%。制造业产品主要包括电子、化学与化工、生物医药、精密机械、交通设备、石油产品、炼油等产品。就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上，新加坡拥有东南亚最大修造船基地之一，以及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下图为裕廊工业区。

而作为对比香港一直以来奉行完全的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商人们去做着利润最丰厚的服务、贸易、地产与金融。另一边由于土地“暗税”，价格暴涨。实体经济纷纷出走内地。最后的结果就是香港整体经济脱实向虚，仿佛玻璃板上的水彩画一般。在98年、08年两拨经济危机冲击后原形毕露。

新加坡相比香港的成功，离不开李光耀的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他把有限的自由与高效的管制相结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亚洲经济体在告诉发展阶段都脱离不了类似新加坡这种政府导向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到长期一党独大的日本自民党，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看不见的手和看的见的手共同协作，发挥了极大的效率。因此李光耀一直强调亚洲国家要有“亚洲价值观。”这方面，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李光耀幕僚郑永年教授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一般来讲，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促进产业创新的首个成功案例是普鲁士帝国，后来被日本在民治维新时期成功模仿。而在苏联时期，计划经济在全球经济大萧条时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特殊魅力，进而被罗斯福借鉴而开展了罗斯福新政。近代，把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最成功的是亚洲儒家文化圈。这与亚洲文明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有因果关系。因为水稻种植比小麦种植更需要农民共同协作。

日本农民在进行水稻插秧

种植和收割水稻时，稻农们必须共同协作构建生产队的灌溉系统，到了农忙季节，常常需要农民们互相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就形成了要求“协作与共同利益并存”的集体主义心理的大环境。相反，小麦、玉米、土豆等弄作为不同于水稻，他们是生长在旱田的，靠雨水基本可以满足生长需水量。这时，农户之间就相对独立。在李光耀的家乡广东，明清时期有上千人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一个家族往往就是一个村落。福建土楼更是这之中的典型。

这样家族其实很接近日后的人民公社。家族成员个人能支配的财产很少，拥有很多义务却没什么权利。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也让人很难保留什么隐私。族长和长老们形成一个村委会一样的组织，掌握著整个家族的资源调配，运营计划并制定详细的生活规章制度。如果做深入讨论，这个话题可以挖掘的很深。甚至可以论证出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后，最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胜利。

而另一方面，华人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儒家这种世俗化信仰之上，而不是任何一种形而上的宗教。因此对民众实施教化的往往不是牧师和僧侣，而是官员和政府认可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公权力对人民生活的介入就是全面而深入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尝尝被形容以父子。然而在欧美国家，一般讲到Father都是上帝或神父——背后是宗教而不是政权。另一方面，中文里“国家”这个词在英语中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义词的。中华文明的国家是“国”与“家”的结合。这里面有公，也有私，有大也有小。然而反观英语，state和nation都是宏观的国家政府或者民族国家的概念。最接近的或许是country，但是里面是表示国家有田野和农村的土地，并没涉及家庭或个人概念。正因如此，亚洲儒家文明圈有着和欧美基督文明圈截然不同的政治基因。

结合上述两点，深受中国文明熏陶的李光耀，在不知不觉中也形成了一个观念：他作为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国父”，有责任对新加坡人民的行为和道德进行教育指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对于民众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法律法规制订的非常细致和严格。甚至于嚼口香糖、能不能在酒吧跳艳舞、能不能吃中草药等都被写进了法律。李光耀在这方面的管理原则，继承的是中国法家严刑峻法的传统。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括：重伤害、抢劫、强暴及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以维护市容为目的来重罚处罚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将鞭刑范围进一步扩大，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这是在别的英联邦曾经殖民过的地区所无法想像的。因为在欧洲，世俗生活的管理归于国王，人们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则由上帝指引。同时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泾渭分明，互不干涉。这种分权自治、自由独立的内在特质是贯穿于欧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

因此如果让我用尽可能简练的语言来总结新加坡这个国家的话，那么它的特点应如下所述：这是一个在东方传统文明内核的基础上以西方现代科学、政治制度与商业文明为工具而建立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西方现代社会，但是在这层表皮下却有着与其外在迥然不同的东方灵魂。

我不想模仿西方人。但是我希望赶上他们的物质和科学成就，也希望吸取和学习他们组织社会的方法，因为这会带来进步。不过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比我们优越的说法。

————李光耀谈东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