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七兄弟均为华中子弟，在不同年代踏进校门，不同情况下离开。大哥1949年初中毕业，家境不济而离开，前往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执教鞭。二哥1951年抵制中三会考遭警逮捕，从此被拒校门外。我参与了学生运动，1956年底教育部下令开除。还好四弟循规蹈矩，1964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南大深造。五弟从小贪玩懒散，中三留班后自动辍学。六弟与七弟同时念完中三，也因学潮而双双离开。

百年华中，英才辈出，无不为校争光。我家兄弟这般德性，说我们有负期望并不为过，说我们了不长进，也还是厚道有余。尽管如此，兄弟们一生勤勉任事，坦荡做人，都以华中子弟自居，皆以华中子弟为荣。

启蒙的季节

1953年我在小笨珍培群初中毕业，胸无大志，本想到就近的新文龙师范学校念师范，两年后像大哥那样去当个教员。谁知开学整两个星期后，才被通知学额已满，无法收容。华中校长郑安伦是战前父亲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同学，大哥劳动了父亲去说情，1954年初我顺利地进入华中攻读高中课程。

记得是那时早已离开华中的二哥带我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然后通过虎豹楼傍边篱笆的一扇小门，绕道走下学校后面的山坡，进入介于公爵夫人道与加冕路之间的木屋区。二哥把我介绍给几位来自柔佛州的同学，他们都是在这木屋区租房寄宿的华中同学。我与一位来自昔加末的同学同房，月租每人10元，伙食与洗衣服另由一间木屋屋主承包，也是每人每月10元。从此我天天与我的这一群小伙伴从木屋区出发，背著书包，从华中后边的山坡进入校园，开始每天的学习。

我就读高中一己班，在新教学楼二楼的教室上课。我环顾四周，宏伟的建筑物，一望无际的大操场，予人以一种格局宏大、气势磅礴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一种截然不同的学习生活。

1956年10月集中，李光前（右3）前来华中与学生代表（左3为作者）会谈（SPH 版权）。

我带着新奇、兴奋的心情融入新环境，开始沉醉于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助学会的书摊令我难忘，我畅游于浩瀚的书海。历史老师陈仰成的历史课，把历史和时事结合，谈古论今，引导我们通过认识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方向。师长们循循善诱，激发起我们求知的欲望，开拓了我们人生的视野。我自觉犹如一张白纸，比起还在小笨珍的时候，很快就对很多事物有了新的认知。

我第一次听到有“黄色文化”荼毒青年这回事。1953年10月12日的中午，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学生庄玉珍光天化日下在珍珠山下被奸杀，引起公愤。各界人士把矛头指向殖民地政府，因为是他们纵容色情书刊、色情电影及类似演出四处泛滥。华校中学生从1953年底开始，发动了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在华中，同学们举行各班级聚会、编印反黄歌曲、举办游艺晚会、燃烧黄色书刊大会，得到校方与师长的支持。1954年3月间，华校中学生在快乐世界举行了为南洋大学筹募建校基金的联合大演出，吸引了5万多人观看。除了号召各界人士支持民族教育，演出的主题就是讨伐黄色文化。

反黄运动如火燎原，对于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起了启蒙的作用，更为紧跟而来的五一三正义行动吹响了前奏。

沸腾的季节

1954年初，殖民地政府颁布法令，要征召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参加国民服役，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一三事件。警察在总督府前对手无寸铁的请愿同学动武，各方感到震惊与愤怒。毕竟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同学感到不安。不管适龄与否，我们开始天天集会、读报纸，追踪事情的进展。

接近期考时，教育部突然宣布各中学提前放假，显然是担心学生们进一步的行动。6月2日开始，全新华文中学3000多名学生在华中集中，抗议殖民地政府警察的暴行，同时要求在籍学生豁免服役。

从6月2日开始的集中持续了22天，在董事部的斡旋下，殖民地政府终于接受要求，允许在籍同学缓役。五一三事件深具历史意义，那时正是世界许多被殖民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同学们成功反抗殖民地政府的国民服役，是对殖民统治的合法性的公开质疑，是接踵而来的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的反殖和独立运动的先声。

1955年我升上高中二年级。4月底，新加坡举行林德宪制下的立法院选举，二哥是人民行动党候选人之一。我居然也像许多同学一样，走遍穷乡僻壤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拉票。大选结果是标榜亲劳工的劳工阵线联合政府上台，不久后，工友相继提出改善待遇或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工潮此起彼伏，爆发了至今人们仍议论不休的福利工潮。

五一三事件期间，工友鼎力支持华校中学生，双方有了患难与共的情结。从此全岛各地若有罢工场面，总会有华校中学生前往慰劳、支援。福利工潮一开始，每天下午就有同学乘坐罗厘，浩浩荡荡结队前去慰问。5月12日镇压暴动队到场武力驱散罢工工友及围观的学生和民众，一时强力水龙头、警棍、石子、玻璃瓶满天飞。骚乱范围迅速扩大，还造成了人命伤亡。

骚乱隔天，教育部召见各中学校长和校监，下令华中及中正总、分校停课一周，复课日期视局势发展而定。岂料局势急转直下，工潮迅速解决，老板收回解雇令，工友也被允许参加自己的工会。三校董教旋即要求政府立即解除禁令，让三校隔日开课。没有想到，5月17日教育部居然宣布，给予三校有条件的复课：笫一，董事部得开除若干学生，名单由政府提供；笫二，董事部需于14日内提呈解释，为何其学校不应被取消注册的理由。

同学在大操场游行，庆祝华中复课。

消息传来，三校学生群情激愤，分别在华中与中正总校集中抗议。在家长、董教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首席部长马绍尔宣布成立一个由各党派议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学潮进行调查。教育部明显无理取闹，调查委员会根本不需再大费周章，立即建议教育部取消开除学生的成命，让三校无条件复课，教育部只好听命。 三校同学雀跃欢欣，决定结束将近一周的集中抗议行动。解散当天，大家喜气洋洋，在华中大礼堂举行大会庆祝胜利。三校同学与家长过后齐聚华中大操场，列队举行胜利大游行。

殖民政府秋后算账，事后动用公安法令，逮捕工运人士方水双与陈仰成老师，陈老师同时也是南洋女中的历史老师。两校同学群起抗议，列队前往首席部长办公室请愿。几个月后，陈老师终于重获自由，但却永远被剥夺了重执教鞭的权利。

执著的季节

在1954年6月2日的华中集中期间，华校中学生孕育了“全新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它是新马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华校学生组织。中学联在1955年10月7日正式获得注册，在短短的两三个星期里，筹委会完成了9000多名会员的入会登记手续与推选校代表的工作。10月30日中学联在快乐世界举行隆重成立大会，除了上万名会员外，出席者还有师长，家长，社会人士及其他友族学生代表。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与华中教务主任黄芳奎，双双出席见证中学联职员的就职典礼。

1955年10月中学联在快乐世界举行成立大会，职员宣誓就职。

来自华中的孙罗文出任中学联主席团主席，其他各股主任也多为华中学生出任，我被选为学术部主任。孙罗文在致辞时说，为了让同学们能搞好学习，中学联有责任为同学们争取一个和平与安定的学习环境。中学联一心要贯彻的，是培养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要课内与课外学习结合，特别是要同学关心时事，并促进各族学生的团结。

黄芳奎教务主任以精辟言辞寄语大会：第一，希望中学联能保独立之精神，中学联有无比之力量，进步力量将会帮忙，但恶劣势力却想加以利用，因此中学联应该提高警惕性；第二，希望各政党能维护学生利益，中学联会员均为学生，应给予良好环境，使能学习，希望各政党均能注意这点；第三，希望现政府实践诺言，各族教育平等发展。

中学联成立大会，歌舞助兴场面。

中学联执行委员会制定了第一年的会务方针，主题是：搞好学习，加强团结。在中学联各部门的推动与协调下，各校同学展开一系列深具意义的活动，各中学基本上很快树立了良好的读书与学习风气。各校学生响应中学联的呼吁，结果年中期考的成绩普遍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同学们的学业程度，中学联甚至鼓励各校分部于假期举办各科补习班，由高年级或成绩优良的同学负责教导，报名者踊跃。

1955年福利工潮期间，殖民地政府下令关闭华中，同学不得其门而入

1954年有皇家山反对兵役的请愿，1955年有福利工潮引发的学潮，那都是相对动乱的年头。自中学联于1955年底成立以来，各校情况安定，华文中学生的读书和学习热忱，从来没有如此高昂。在它短暂的生命里，中学联与各校师长配合，致力于发挥中华文化优良传统，鼓起年青人学习的热潮，通过课内与课外学习的结合，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正确价值观的时代青年。社会各界集资创办、被赋予崇高使命的南洋大学也在同年开课，华社董教学三方对于自立更生、全面发展华文教育的远景充满乐观、深具信心与执著。

“各政党调查委员会”介入后，教育部允许华中复课，同学在礼堂庆祝胜利 以上图片由作者提供

1956年也正是我即将高中毕业的一年，虽然中学联的活动多，我还是能抓紧时间准备应付年底的会考。那年即将毕业的高中同学计有180余人，我与另外四位同学受委，在年初就开始筹备毕业特刊，6月间特刊就出版了。教务主任黄芳奎为特刊献词，给同学三点教诲：“一曰保持求真态度，二曰保持规律生活，三曰保持独立精神。”他希望同学们都能各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旨，朝向人生大道迈进。”

迷惘的季节

同学们意料不到的是，殖民政府早已对日益壮大的反殖民地运动感到不安与恐惧。4月间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代表团前往伦敦进行宪制谈判，英方显然对马绍尔毫无信心，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林有福取而代之。有了首席部长林有福的配合，殖民政府决定在第二回合的谈判前对全新文化团体、华校教师、农民与工会等群众组织采取镇压行动，以确未来政权不会落在不为其所能接受的势力集团手中。

9月24日，殖民政府宣布解散中学联。政府文告指责中学联违反“不得参加政治的规定，再三与其他共党阵线机构组织及参加与政治有关的示威”。这样的指责，荒谬透顶。虽然长篇大论，却始终拿不出具体证据来证明。

警方紧接着四处抓人，孙罗文与多位中学联执委、分部干部先后在公安法令下被拘留。另一方面，教育部向各华文中学列出了名单，要他们开除约140名在籍学生与多名老师。同学们走投无路，决定从10月11日起，分别在华中和中正两校集中抗议。到华中集中的包括华中、南中、南华、南侨和端蒙等校同学，到中正总校集中的除了中正总校、分校、还有中华和育英同学。两校集中人数近8000名，代表团团员多集中于华中。

教育部长周瑞麒召见两校董教，口头通知他们自动关闭学校，并把教师借出，教育部准备在两所英校为华中与中正两校的学生另行开课。两校董事部一致议决，“董事部没有理由自行关闭学校，如政府命令两校停课或宣布两校非法，乃政府之事，其后果由政府承担。”10月12日，总督只好通过宪报宣布，华中、中正两校“迁址”，学生分别到十二所指定的英校上课。然而，这个“迁址”计划遭受重挫，只有区区300百多名学生听从政府号召，前往登记。

更多人被逮捕，更多社团被封闭。局势已经明显，这是殖民地政府预谋的一系列镇压行动的开始。

首席部长林有福与教育部长周瑞琪10月24日分别上电台广播，宣布25晚8点将以武力驱散集中在两校的学生，呼吁家长带孩子回家。25日一早形势紧张，数千家长齐聚华中，到了晚上，华中校门外满是人群，他们都是前来声援、保护集中学生的群众。

25日晚上，警方进不了华中校门，本以为他们会收兵回巢，没想到隔日凌晨时分，大批荷枪实弹的镇暴人员或剪破学校周围铁丝网、或索性爬越围墙闯了进来。他们团团围住图书馆、食堂、大礼堂和大钟楼等中心地带，把3000多名集中同学紧紧封锁住。催泪弹象雨点一般掷下，加上到处摇晃的警棍，同学们一堆堆闯来闯去，结果全部人撤往大操场。镇暴人员步步逼近，最后只好冲出校门，几千人往市中心方向游行。

1956年10月26日，镇压暴动队人员把同学驱赶至大操场，再以催泪弹驱赶学生（SPH版权）。

队伍来到纽顿交通灯前，镇压暴动队已在那里摩拳擦掌，面向我们高高举起机关枪。在这形势紧张的时刻，队伍中的家长以及路旁的围观者突然冲到队伍前面，阻止队伍再前进，同时与镇暴人员交谈。僵持了好久，最后大家同意解散队伍，在家长与路人的陪伴下分别离开，但暗地里相约到直落亚逸街的福建会馆重聚。

图8--1956年10月26日，同学被赶出学校后，朝市区方向游行。

我在一位家长陪伴下赶到福建会馆，由于警方在午后宣布全岛戒严，一切公共运输宣告停止，最后能感到福建会馆的不过区区几百名同学。当晚电台宣布，几乎新加坡所有的工会与文化团体领袖都遭逮捕，所属团体也一一被解散。隔天全岛继续戒严，我们在福建会馆的几百人眼见大势已去，乘中午短暂的解禁时刻相互告别，然后分头散了。

百年华中，永远的华岗

就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的场面里，我告别了华中，也告别了我的学生生涯。之后的很多年，我的人生有如风雨中的风筝，飘摇无定，非我所愿，亦不为我所掌控。

30年后，当庄昇俦学长在1986年邀请我出任华中校友会法律顾问时，我终于拾回重返华中怀抱的那分喜悦。时光荏苒，星移物换，当年山岗上一景一物，历历在目，而华中“自强不息”的校魂，仍然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文：林清如

转载自：华中校友会、华中董事部《百年华中情》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