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说，新加坡在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排行榜上名列榜首，但我们不会就此停下脚步。（图源：联合早报）

文 | 李显龙

新加坡一向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我们的基本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潜力和能力。我们帮助每个公民提升自己，并广泛分享进步的好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大大改善了所有新加坡人的生活。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住房、公共卫生、识字率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都很低。在每一批儿童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接受过小学教育。许多国人住在贫民窟和乡村。卫生条件差，经常爆发霍乱，结核病也很普遍。战后婴儿潮和人口暴涨给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在1960年代初，新加坡的竹脚妇幼医院接生的婴儿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妇产医院。

政府迫切需要控制局面。我们推出公共房屋应急计划，每年兴建数万个建屋局组屋单位。我们在全岛建造学校，并实行双班制（上午和下午），以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我们通过接种疫苗和推行学校喝牛奶计划，改善了妇幼的健康。到了1970年代，我们已经为每个人实现了一个新的基线，并且可以采取下一步措施，进一步提高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水平。

推陈出新的教育制度

尽管那时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上学，但教育成效却很差，辍学率很高。无论学生是否通过考试，他们都会升班。有些人在离校时几乎是文盲，不会说官方语言，也没有为就业市场做好准备。新加坡武装部队甚至不得不成立专门的“福建排”，以管理和训练只会说福建话的服役人员。

起初，学生在四种不同的语文源流中学习。渐渐地，我们将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英语成为共同的教学媒介，母语则作为第二语言。

从1980年左右开始，我们开始了重大的教育改革。这方面的总设计师是曾担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博士。他从国防部请来系统工程师，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他引入以能力为基础的分流制度，并改进课程，以加强基础语言、数学和科学教育。如今在海外备受推崇的“新加坡数学教学法”则是于1983年推出。

我们扩展了中学后教育，大量投资于理工学院和职业专科学院的校园和课程。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找到有生产力、高收入的工作。因此，我们避免了一些国家所面对的毕业生失业率高的问题，这些国家没有考虑到就业机会，就大幅扩大了大学教育。

这些改革持续了大约10年到15年。然而，到了1990年代，学校制度已明显变得过于集中、僵化和专业性不足。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轮改革。

首先，我们配合教育制度，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升学途径。我们在中学为那些不擅长学术科目，更适合技术教育的学生设立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这使大多数学生能够完成中学教育，继续接受中学后、应用型教育。

我们也鼓励学校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和专门领域，例如体育、艺术或机器人。我们创建了专门学校，如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NUS High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新科技中学（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新加坡体育学校、新加坡艺术学院，及为学习主流课程有困难的学生而设的北烁学校（NorthLight School）和圣升明径学校（Assumption Pathway School）。

第二，我们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我们大幅提高工资，以达到优秀毕业生在私人领域的收入水平。这使我们能够从每一届离校的优秀毕业生中聘请教师。

我们为处于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培训，并为教育官员创造不同的职业发展途径：让部门负责人和学校领导选择的“行政领导发展路线”（Leadership Track），为学科领域和课程设计专家而设的“专科发展路线”（Specialist Track），以及为对教学有天赋和热情的人提供的“专业教师发展路线”（Teaching Track）。

第三，我们加强了监督，同时赋予教育工作者更多权力。我们把学校分成群组，每个校群由一名治校经验丰富的督导统领。我们迅速提拔有才能的学校领导，培养了一批年轻、有活力的校长，并给予他们资源和决策权力。例如，学校可以雇用额外的工作人员、资助增益活动或津贴学习之旅，并使自己以不同的强项和重点领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我们的口号是“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校都一样，或拥有相同背景的学生。但每一所学校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也拥有能以自己的方式做好教学工作的优秀师资和资源。

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也是如此，早年的贫民窟清理和大力推行公共住屋计划，使我们的公共卫生能达到基本水平。此后，我们专注于提高质量，同时确保财务的可持续性。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补贴，但医疗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事实上，为了防止浪费，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59年首次当选时所做的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对药物收取少量费用。

我们关注医疗保健的供求。在需求方面，除了国家的拨款外，我们坚持每个人为自己负责的基本原则。1984年，我们推出了可用于住院治疗的强制性个人医疗储蓄——保健储蓄（Medisave）。之后，我们推行了作为重病保险的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和作为长期残疾保险的终身护保（CareShield Life），这些保险计划的保费都是从保健储蓄中扣除。我们还设立了保健基金（MediFund），这是一个安全网，帮助那些尽管有这些计划，但仍难以支付医药费的病人。

在供应方面，我们重组了政府医院，以加强财政纪律，而又不以盈利为导向。医院过去隶属政府部门，对运营成本并不了解。我们把它们改造为“重组医院”（restructured hospitals）：自主、非盈利的实体，仍归政府所有，但需要平衡预算。虽然有私人医院，但由于在四名住院病人中，就有三名是在公共医院留医，因此政府仍保有对医疗保健业的强大影响力。

近年来，我们还为那些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无需高科技、专科医疗服务的病人提供疗后护理（step-down care），特别是兴建社区医院。我们的基层医疗护理网络（Primary Care Network）包括遍布全岛的多家政府综合诊疗所，以及私人普通科医生诊疗所，它们所看的门诊病人占了很大比例。社保援助计划（CHAS）现在通过私人医生为门诊病人提供津贴，尤其是在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方面。

我们的婴儿死亡率现在是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有2.2名夭折，而男性预期寿命为80.9岁，女性是85.5岁，位居世界前列。我们的国家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6%，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们把公共和私人医疗保健结合在一起，以负担得起的费用提供了良好的保健成果。

未来的挑战

新加坡在世界银行的“人力资本指数”排行榜上名列榜首，但我们不会就此停下脚步。我们必须继续改进我们的政策，以支持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和国人的期望。

在教育方面，这包括从小就开始，改善学前教育，使其更容易负担，让所有孩子都能有一个更平等的起跑点。我们需减轻考试压力和学校的过度竞争，强调品格、价值观，以及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欣赏等软技能的培养。我们正在对终身学习进行投资，并建立将在工作生涯中不断再受训视为个人责任的心态。

至于医疗保健，随着医疗科学的发展，会出现昂贵的新治疗方法和个性化药物，一个挑战便是确保医疗成本维持在负担得起的范围。另一个挑战是管理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如糖尿病和心脏病。我们还必须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这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如医院、养老院和人力方面。

我们的工作从未完成，因为将有新的水平要达到，更高的期望要实现。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的目标是改善全体新加坡人的生活。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我们使公民能够掌控他们的生活，思考他们的未来，并决定他们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什么。这是我们共同取得进步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