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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05篇原创首发文章

说起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就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至今，多数人还认为是李光耀选择的正确道路，才造就了新加坡今日的辉煌。一个例证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衡量，香港和新加坡（这里将二者做比较，仅因为二者都是特殊的“城邦经济体”，请区分一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为主权国家）在1961年的人均GDP几近相同，那时，香港人均GDP为3380.63美元，新加坡为3544.81美元，前者是后者的95.36%，甚至在1965年间香港还一度以较大优势领先新加坡。可现如今，香港2017年人均GDP为37927.13美元，仅是新加坡55235.51美元的68.66%。香港在落后，悲催的是落后的差距还在逐步拉大。

历史渊源与国家简况

历史

新加坡是群岛建制国家，实质上就是以一个城邦，土地面积是719.1平方公里（香港比新加坡大一些，是1106.34平方公里），位于北纬1°18′，东经103°51′，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北隔狭窄的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紧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的民丹岛和巴淡岛，且都有轮渡联系（这种地缘关系是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新加坡8世纪曾属于三佛齐王国（室利佛逝）；14世纪始属于拜里米苏拉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18-19世纪属于柔佛王国。19世纪初被英国占为殖民地；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侵占；而战后获得英联邦自治地位，但于1963年脱离英联邦加入马来西亚；而后于1965年独立建国。1959年新加坡以英联邦自治邦的地位举行第一次大选。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并出任总理。自此，新加坡在李氏领导下，开始了经济腾飞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人口与宗教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人口主要是由近一百多年来从亚洲、欧洲等地区迁移而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其中以华裔、印度裔、马来裔和欧洲裔四大族群为主。新加坡建国之后，各种族群对新加坡国家身份的体认不断增加，在一些民调当中，不论华裔、印度裔、马来裔和欧洲裔都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根据新加坡人口及人才署发布的《2018年人口简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新加坡总人口达563.87万人，其中公民人口增长1%，达347万人。永久居民人口保持平稳，总数为52万人，非居民人口则保持在164万人左右。人口总体维持低增长态势，2018年人口增速比2017年的0.1%有所反弹，至0.5%的水平。

新加坡汇集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宗教。除佛教、道教、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等传统大教派外，新加坡还拥有最古老的犹太教、拜火教，也拥有新兴的天理教、答亥教以及华裔新创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

1990年制定并实施至今的《维持宗教和谐法案》，促进并实现了各种宗教之间的和谐、容忍与节制的共存。宽容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这或许就是新加坡发展的核心精神动力来源。

新加坡拥有4种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因为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渊源，《新加坡宪法》明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主要是传统需要尊重新加坡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现实当中，新加坡以英语作为主要的通行语和教学语。

政治与经济体制

根据《新加坡宪法》，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名义元首，议会占多数的政党组建总理制内阁施政，总理是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首长。

新加坡实行的是多党制下的自由选举制度，现有合法注册的24个政党都可参加大选。但人民行动党利用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其中就包括立法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压倒性多数优势，从而在多党体制的形式下，成功地维持着一党长期独大的执政地位。其他23个政党则一直是在野的“反对党”，虽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但尚不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发起实质性的挑战，仅能发挥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如果执政党失去民心败选，其他党派自然有机会并能迅速填补空白）的作用。这被学界认为是新加坡特殊的“选举权威主义”。

批评者认为人民行动党对其他党派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包括利用在议会的多数地位在选举前重新划分选区、运用行政资源打击对手等等，从而得以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但批评者同时也难以否认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民众中拥有的实际威望，在建国后的历次选举中该党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65%。这种威权与民意的组合，对于外国人而言，就是谜一样的存在，但对于新加坡的多数人而言，却并不以此为忤。

李光耀及其治理传统

1959年6月3日至1990年11月28日，31年间，李光耀先生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他开创了新加坡的治理方略，并发展成为一种传统，直至今日其子李显龙（2004年8月12日至今）基本仍在这种传统之下治理新加坡。

李光耀先生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危机感之中。

一方面是地缘政治危机感。对于一个城邦而言，不可能发展出对抗暴力国家侵略的国防力量，所以国土安全是个大问题，尤其在冷战的现实威胁之下。这就是李光耀在1963年领导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原因，目的是指望背靠马拉西亚以维系国防。这也是后来李光耀运用纵横家般的谋略，在大国政治中游走，委屈求安的原因。因为在李光耀的世界观里，很难想像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竟然能令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科威特）长时间保持政治独立，享有不可思议数十年的和平红利。

另一方面是发展危机感。对于一个有强烈政治理想的领袖来说，看到祖国人民处于后发地位无法享受高等收入国家公民的幸福生活时，自然会痛心疾首，夜不成寐。为改变落后面貌，李光耀为新加坡选定的道路是市场经济，他自然而然偏执地认为既然近现代历史已经胜过一切、雄辩地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的最好方式，那何必再多争议。所以，为了消除左派力量的影响并巩固自身的统治，李光耀想法设法地推行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对社会实施特定的控制，压制异见以避免政治议程耽误经济发展。他内心深处恐惧某些言论或政治主张（对华友好，但在新加坡禁止共产党）会破坏国家的政治稳定，所以不惜利用强权来扑灭之（李光耀后来也承认，“在好多重大方面… … 我们曾经不合乎司法和人身自由的原则”）。

从后继的历史看，非洲、东南亚很多国家因政治不稳定，一直在建设和废墟中轮回；而拉美国家则是因为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导致国家在左右两派的发展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也延误了发展。这些案例似乎说明了李光耀的做法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正义性。

但可悲的是，在李光耀内心深处，始终恐惧观念和思想的自由竞争，所以不能容忍科斯所言的自由思想市场，尽管他推崇并致力于在新加坡全力发展经济上的自由市场。

毕竟，人无完人。在李光耀先生逝世时，一个悼念的评价非常中肯。孙兴杰先生认为李光耀就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实现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边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

所谓儒家理想主义，就是胸怀“兼济天下”的“大善”去试图实现“共善”，这是指李光耀内心的精神驱动力。

所谓“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就是相信结果能替手段辩护，所以李光耀先生敢于做事而任人评说。他的一生饱受苛责，包括“李光耀式的退休”（实则暗讽终身制）、“父子总理”等等做法都不能广泛得到认同。包括16岁的少年余澎杉（Amos Yee）都敢于冒牢狱之灾的危险而激进地批评李光耀“渴望权力而具恶意，却骗人以为慈悲仁厚”。或许在先生看来，只要新加坡能繁荣，这些污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动消失。

所谓“霍布斯式的秩序”，即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追求私利但社会维持得住良序。在李光耀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当中政府高效廉洁、法治有力透明，不同族群和宗教得以和谐共存，包容性发展，堪称“良序”。

所谓“边沁的最大功利”，就是不惜牺牲个人或少数群体的利益以达成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所以，新加坡牺牲了很多西方社会引以自豪的价值而实施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制或计划，本身必然导致某些个人或集体的牺牲），但也基本达致大众的群体高福利——经济持续发展繁荣、法治井然有序、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文明灿烂（包括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准非常高）等等。至于那些为此被碾压的个体或群体都落入历史的深渊。

总结起来，李光耀的治理传统就是：

坚持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绝对的对外开放以全力融入全球化浪潮（据WTO《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2017年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

坚持法治化维持社会良序（具体包括廉洁高效政府、社会稳定以及法治促进契约精神等等）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同时引用儒家文化的“和而不同”、“务实中庸”等元素调和社会内部矛盾，鼓励多元文化包容共存以求共同成长。当然还有令人诟病的，拒绝争议而压制不同意见。

其中，新加坡威权制下的法治特别值得当下的中国学习。因为唯有透明的法治，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深层需要，才能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矛盾也会复杂化且极端化，这时候制约政府权力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变得非常重要，而透明法治则是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治理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依赖一城之力，而跃居为全球金融中心，法治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当代经济学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证明法治和适度规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提升经济的深度和高度。相反，缺乏法治和“过度规制”（excessive regulation） 往往是窒息经济活力和妨碍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钱颖一）。

经济发展历程

| 资料来源：傅萌《新加坡开放型经济发展案例解读》

1959年至1967年是进口替代阶段（经济积累阶段）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后，全球经济结构出现了战后的第一次重组，出现两个新趋势：

欧美等高收入国家（过去叫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低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推进工业化。

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过去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输入工业品的情势逆转，靠转口贸易的新加坡受到重创，失业率不断攀升。

针对此，新加坡调整确立了工业立国的发展方针，积极承接高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制造业。同时，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港口、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以支撑工业化的需要。

经过8年的发展，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60年的16%提高至1967年的23%，初步建立起以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体系。这阶段GDP从1960年76.091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至1967年的125.076亿新加坡元，7年复合增速接近7.4%。

1968年至1979年是出口导向阶段

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制造业加速向亚洲国家转移（这是我们错过的一次全球化浪潮），新加坡于1967年正式确立“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重点培育临港优势的石化、造船和电子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经过12年的发展，新加坡制造业的比重由1968年15.1%上升到了25.3%，货物和服务出口（BoP，现价美元）从1972年31.3亿美元增至1979年的178.4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超过41.6%。同时，受益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金额的百分比）从1968年的23.5%提升至1979年44.8%。

在此期间，经济飞速发展，GDP从1967年的125.076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长至1979年的398.134亿新加坡元，12年年均增速超过10.1%，增长了3.18倍。（注：世界历史上，后发国家根本不缺少经济增长奇迹，大型经济体如日本和德国，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尽管1973年至1974年之间发生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但依然瑕不掩瑜，发展成就斐然。而且，在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历史上，通货膨胀的控制记录一直较好（好于中国）。这得益于其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控制货币发行，控制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债务增长。

1980至2002年是重组经济结构阶段

重化工产业饱和之后，新加坡正式提出重组经济结构战略，将工业立国转变为制造业、服务业双引擎拉动，并且开始高度关注建设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具体的举措包括：

制造业升级。

打造亚太区域性的商业总部。通过优化商务环境、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致力于吸引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总部，将金融业和咨询业列为两大支柱产业。

海外投资战略。培育本土企业的国际观，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而发展成为跨国企业。以官方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海外工业园，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班加罗尔信息技术园和中国苏州工业园。

期间，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但新加坡的GDP仍从1979年的398.134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长至2002年的1892.825亿新加坡元，年复合增速超过12.7%，13年间GDP总量增长了4.75倍。

2003至今是创新驱动阶段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新加坡经济，导致1997年至2002年5年间经济增速波动很大，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某种停滞。新加坡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出“创新创意为城市发展进步的引擎”，制定了“全球化、创新化、多元化”的策略，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但新加坡遇到的发展瓶颈是不容易克服的，主要原因有几点：

国内市场太小，以至于无法孕育出谷歌、腾讯这样的新技术公司。这些公司倚靠网络效应快速成长，但前提是要有一个足够广阔的市场以分摊很高的固定成本（或开办费用）。腾讯可以背靠国内10亿用户成长，而新加坡就不可能出现一家类似的企业。同理，共享经济等新商业模式也难在新加坡首先开花。

人口基数太小，以至于很难在漫长的科学技术前沿线上取得领先地位，哪怕是某个细分领域。在给定的人口条件下，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企业家横空出世的概率按规律服从于正态分布，新加坡563万人口再怎么不凡，也绝不可能像美国3亿多人口基数上诞生大量的科学家或企业家，也很难像英国和德国那样在局部取得世界级的领先地位。（注：以色列880万人口却拥有3.8万名科学家，纯属特例。想想有诺贝尔颁奖以来，有多少犹太人获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的历史积淀非一个后进赶超国家新加坡所能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倒要反思，为何无法和美国竞争？科斯的见解，或许是答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要素供给跟不上，比如劳动力的供给很难满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要。2016年8月，大伦敦政府发布了《伦敦相较于其他全球城市》报告，认为新加坡2006年至2014年生产率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冠绝纽约、巴黎、上海、迪拜、东京、伦敦、香港、柏林等全球城市（大都市圈）样本。但技术进步只是经济增长的一极，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力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资本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回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资本都不成问题。中美这样的经济体，不得不仰赖自身的资本积累。

但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之下，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绩效依然令人侧目。新加坡的GDP从2002年的1892.825亿新加坡元（不变价本币单位）增长至2017年4226.791亿新加坡元，年复合增速超过5.5%，15年间增长了2.23倍。这提供了一个镜像，映照着中国未来中低速增长下的可能性。即便中低增速，经济和社会照样可以向前发展。

新加坡的忧患与潜力

老龄化社会的威胁

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是 “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老龄社会”，超过20%则为“超老龄社会”。

新加坡已于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从上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年人口总数正在加速增加，预示新加坡马上要进入老龄社会。由此派生的养老、移民等问题，都必然构成了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长期大挑战。

但是新加坡政府对此早有筹谋，至少不太差钱。

据西班牙IE大学与西班牙投资促进局合作推出的《2018主权财富基金》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的两大主权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继续增长。2018年GIC资产管理规模为3785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八；淡马锡资产管理规模为235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12。比起相对家底来（简单算一算，差不多每个新加坡人都在主权基金中拥有超过10万美元的份额），新加坡显然要优于中国，尽管中国政府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不可胜计的国有企业。

全球化的变奏

新加坡的成功与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但是全球化每次潮涌的内涵都有所不同。自1965年立国以来，新加坡每每在全球化中得益，但不代表着未来也如此。新加坡先是顺利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后来又顺利承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现在要继续发展，则需要创新、创意等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有合适的位置，这不是一个小的挑战。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而言，高度国际化而且缺乏有纵深的国内市场，也意味着抗风险能力弱。比如在次贷危机面前，新加坡就表现出脆弱，大国做错事照样会连累到它。

新加坡的优势和潜能

新加坡的宏观经济基础非常稳固，低失业率（2018年末的失业率是2.1%），低通胀率（2018年核心CPI为0.5%），强劲的国际收支（2018年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19.50%，2018年FDI还恐怖净流入328亿新加坡元），都确保了新加坡的中期竞争力。

在2018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在整体排名中位列第二（83.5分），仅次于美国，就是新加坡的整体表现非常强劲的缘故。新加坡在七大支柱中排名前十位，在另外四大支柱中排名前二十位。

开放是这个全球贸易与金融中心的显著特征，也是其经济成功的主要动力之一。即便外部冲击会对其带来不利影响，但断不至于会使新加坡长时间陷入危机的泥潭无法自拔。

微观企业方面，新加坡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与香港不同，并非是地产公司霸榜，托克集团、丰益国际、伟创力公司都以实业为主业。

另据，DP资讯和安永会计事务所一项联合调查显示，2018年新加坡营收排名前1000位的企业总营收为3.15万亿新元，同比增长13％，总盈利2108万新元，增长15.3%，营收和盈利均创32年来的新高。年营收超过1亿新元的企业有2600家，高于上年的2414家。与此同时，新加坡1000家中小企业总营收和总盈利均转跌为升。其中，总营收上升1.7％至272亿新元，总盈利上升16％至33亿新元。近五分之四中小企业都取得了盈利。所以，目前新加坡的经济还是很有活力的。

新加坡的潜能还在于以下几点（显然不限于本人有限智识列示的这几点）：

作为全球现有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仍有很大机会享受到全球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利益。不用领导全球经济发展，只是分杯羹就好了。要做到这一点，新加坡仅需保持对全球分工链的嵌入就能大概率做到。

移民空间，新加坡仍有余地吸引全球的富人或人才到新加坡去定居，从而提升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创新能力对一国全球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才资本主义’时代。未来的全球竞争力赢家，不仅需要具备健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还要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作好充足的准备”。 2019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显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在人才竞争方面继续领先于世界，而且新加坡最近3年的全球排名都居于前3位。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李光耀曾说：“教育是确保下一代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元素），为国家储备了未来的增长动力，不会重蹈日本“平成废宅”的覆辙。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评估计划（Pisa）的最新结果（这个评估很权威，至少本人很信服，生发出送孩子去新加坡接受基础教育的渴望），新加坡学生不仅在科学、数学和阅读方面的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解决复杂问题上也很有创造力。这和投入是分不开的，新加坡2016年公共教育支出是79.34亿美元（现价），占当年GNI的2.76%（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该数据为多年恒定1.79%）。

我们可以确信，虽失去了高增长的可能性（毕竟人均GDP已经超过5.5万美元，经济放缓是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常态），但新加坡完全有能力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稳定进步。

新加坡的启示

回溯新加坡的后两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史，有助于增强国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只要坚持市场化，增长不会是大问题，但有质量的增长并防止累积经济危机的风险隐患才是有难度的事情。通俗来讲，产业不断升级，GDP不断成长，人民财富殷实分布合理可持续，才是大难题。

此外，新加坡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参与很深，从某种程度上主导了经济的发展脉搏和方向，是否可以支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有优越性的结论？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多数人都赞同或认同的正确结论（所谓的正确，也不过是逼近真相罢了，哈耶克认为，我们不能洞悉社会发展的全部秘密。尽管20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这种共识并不足以让所有国家共享繁荣，反市场的政府行为还在大量发生，部分还假借着搞市场经济的名义。就好像读尽天下书，也过不好这一生一样）。

但我们至少可以区分：新加坡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构建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社会治理架构之上，比如淡马锡为首的新加坡国有企业的企业治理模式就和我们很不同，其公司治理水平得到的国际评价要高很多，而且国内也一直在致力于学习。再比如新加坡在民商事的司法能力和效率也和我们非常不同。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底层软件性质的基础设施。缺少这些优质基础设施，我们的潜能自然会受到限制。

邓小平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同样如此，作为新加坡人民之子，李光耀领导新加坡人民创造了今日的新加坡，新加坡无可争议地属于新加坡人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新加坡有李光耀，幸甚；李光耀有新加坡，亦幸甚。

参考资料：

《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萧功秦

《市场与法治》钱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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