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村庄的设计师巧妙地将空中花园与垂直绿圃等绿色概念融入该组屋项目内，让海军部村庄最终脱颖而出，成为2017年空中绿意奖，最高荣誉的特别杰出奖得主。（联合早报）

《香港01》早前做了一个《星印洁净政策》系列报道，以新加坡和印度为学习个案，讲述这两个国家如何通过政策来保持国家的清洁。光是新加坡就用了三篇专题报道的长度，大赞新加坡如何用5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干净的国家，猛往新加坡人脸上贴金。身为新加坡人的红蚂蚁，听了都倍儿爽，以下是红蚂蚁从报道中整理出来的。

生于60年代的蚁粉，一定看过依然是南洋小海港的新加坡。那时我国林立著破落的甘榜，市中心克拉码头对岸仍是残破不堪的木造房屋，新加坡河也只有垃圾没有鱼，臭气熏天。

没看过漂满垃圾的新加坡河的蚁粉，可以看看以下图片：

（市建局）

年轻蚁粉如今看到的新加坡河，已是经过长期治理的结果。不仅河水变得清澈，河畔也酒吧餐馆林立，让国人和游人都流连忘返。

（联合早报）

究竟新加坡过去这50年做出了什么努力，把我国打造成世上最清洁的国家呢? 让红蚂蚁带领你坐上“时光航天飞机”，回到建国之初……

回顾建国初期，“清洁城市”可谓新加坡的首要国策。

已故总理李光耀当时提出，以“植树绿化市区”作为城市未来建设的大方向，并且严格规定新加坡在各个方面的清洁政策，包括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洁净市容、完善排污配套建设等。《香港01》周报形容，在当时的新加坡社会，这显然是一种极为前卫先进的想法。

1968年，即新加坡独立后三年，李光耀认为国家若要在世界舞台突围而出，就必须从提升城市的洁净度入手，因而推出“保持新加坡清洁”（Keep Singapore Clean）运动。全民清洁大行动则从2017年起，改名为“保持清洁，新加坡”（Keep Clean, Singapore）。

李光耀在发起这项运动时说明了原因：

“更清洁的社区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保持高昂的士气，降低患病率，从而为通过工业和旅游业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目标是“让新加坡成为本区域最清洁、最环保的城市。”

首先是推出环境公共卫生法，务求培养国民的清洁意识，也奠定了新加坡以后以“罚”来规范社会不良行为的基础。

另外，当年政府又制定政策让路边摊档和街头小贩搬进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内，一来可改善市容，二来亦能保证食肆的卫生情况，降低食物安全风险。接着就是逐步整修市内的排污处理系统，清理新加坡河道。养猪和养鸭活动也逐渐喊停，国内的旧式马来甘榜屋逐步拆卸，将区内居民全部搬入政府兴建的组屋，整治市容。

1965年巴梭拉街（Bussorah Street）的流动小贩出售各种各样食品，如蛋糕、点心和糖果等。（Low Yew Kong)

1983年牛车水过去的街头集市。（联合早报）

有人说新加坡的清洁，是被罚出来的

这项全国清洁运动还首次引入“乱抛垃圾罚款”的惩罚性措施。在建设“花园城市”期间，由于常以法律来制约国民的行为，新加坡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取笑为——“罚款城市”（Fine City）。

乱抛垃圾罚款，节节高。起初，乱抛如烟蒂、停车固本等的初犯者，可被判罚款200元及接受15分钟的辅导。重犯者以及乱抛体积较大物件、如饮料罐及报纸等的初犯者，得接受1到12个小时的劳改，并可被罚款1000到5000元不等。

2009年初犯者罚款额从200元增至300元，2013年初犯者罚款额增至500元，义务稽查员加入取缔垃圾虫行列。2014年修订法令，将初犯者的最高罚款额从1000元增至2000元；第二次被控者最高罚款额从2000元增至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被控者的最高罚款也从5000元增至1万元。

新加坡封杀口香糖已经举世闻名。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起立法禁止制作、入口及售卖香口胶，违者会可被罚款高达1万元和面对一年的监禁。

随意投喂鸽子，违者可罚款500元。

根据环境公共卫生条例，用完公厕后不冲水，如果是初犯，罚款可高达1000元，重犯则是2000元，三次或以上则是5000元。此外，NEA也对没有保持厕所干净的业者展开执法行动。当局从2014年4月1日起，将罚款额从$100增加到$300。

地铁列车及轻轨列车都严禁乘客在车厢内抽烟，可被罚1000元；在车厢内吃东西和喝水可被罚款500元，乘客也被严禁携带榴梿上公共运输工具。

地铁的罚款告示牌。（互联网）

在公路设施法令下，胡乱停放脚踏车阻碍公共道路的人，可被罚款最高2000元。

种种罚款旨在全方位维持城市的洁净面貌。李光耀非常了解见微知著的重要性，坚持城市生活的细节是最需要受到规范的部分。

“罚款城市”的笑话在新加坡早已成老生常谈，有商家还突发奇想，出售印有新加坡罚款告示牌的T恤衫，让旅客当纪念品买回家。

（新明日报）

令人欣慰的是，“罚款城市”（Fine City）：Fine在英语中有双重意思，一是“美好”，二是“罚款”。 所以Fine City也有双关意思，既指新加坡是个“美好城市”，也是“罚款之都”。

狮城的洁净并非国民的功劳　全赖清洁工人的辛劳？

数十年来，新加坡政府花费了大笔金钱去打扫城市，市容也大幅改善。不过，从根本来看，历时已久的清洁城市国策，有真正提高市民的清洁意识吗？

良策未必可完全根除弊病。为了保持“清洁城市”的美誉，政府耗资巨额来清理垃圾、制定改善街道环境的措施，包括聘请大量的清洁工人。

曾任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的陆圣烈告诉《香港01》周报，在“保持清洁，新加坡”全国卫生计划启动之初，政策成效是可见得到的。愈来愈多人开始注重公共卫生，减少乱丢垃圾。

1989年新加坡的清洁工人只有2100名。随着经济起飞而变得富裕，也更容易借助外来的廉价劳动力清洁城市。今天新加坡街头之所以如此干净，全赖一大群清洁工人按时打扫。

陆圣烈表示，新加坡近年衍生出一大群外劳清洁工，随时随地打扫街道，让新加坡维持整洁。2018年，单是向国家环境局注册的清洁工人就有5万6000名，当中还未包括数以千计的独立合约承包商的雇员。据《今日报》报道，新加坡每年花费约1.2亿来清洁公共空间。

（联合晚报）

进行了好一段时间的清洁城市运动，最终是否有从根本上培养国民自律清洁的习惯？还是只以粉饰性的措施来制造清洁城市假象？

陆圣烈说：

“新加坡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它是一座被打扫干净的城市。”

我国副总理尚达曼2017年11月在出席“清洁与绿化新加坡”嘉年华时也说，新加坡人在保持环境清洁方面有待改进。他希望更多国人能关心社会，改变生活习惯，全民协力打造清洁宜居的家园。

他说，

虽然新加坡有五万名清洁工人，也有许多义工帮忙捡垃圾，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能单靠清洁工人和义工来保持环境清洁。

显然，副总理先生觉得我国人民还不具备妥善处理垃圾的自律性。

确实是这样。根据国家环境局的数字，当局在2017年共开出超过3万2000张乱抛垃圾罚单，创下8年来新高。每十张罚单里就有超过6张属于本地垃圾虫。换句话说，当局2017年平均每天开出约88张取缔垃圾虫的罚单，这还没算进那些没有被当局逮到的垃圾虫呢。

垂直绿化　应对土地不足

过去半世纪，新加坡在城市清洁上以”模范生”姿态赢得世界赞颂。城市绿化的极致也反映在近代的新加坡面貌上。

踏入21世纪，城市设计和规划也迈入“绿色”时代：让花园及绿化带都生长在缝隙里，与混凝土并存共生。

新加坡总面积721.5平方公里，人口约有550万人。地平线上的土地面积不够，我国政府就想到了“垂直绿化”：绿化大楼的外立面、空中花园、屋顶绿化带等等，政府巧妙地把绿色元素植入城市建筑物的硬件配套中，尝试冲破开辟绿化带的固有思维，开拓出不占地面土地的绿化空间。

著名的皮克林宾乐雅酒店（Parkroyal on Pickering），就是垂直绿化建筑的代表作。垂直花园和空中花园让它宛如16层楼高的大树，绿意盎然，成为牛车水一带的亮眼地标。

楼高89米的酒店建筑外观参考类似梯田的设计，种植了20多种有遮阳作用的绿色植物，十分注重酒店内外的垂直绿化系统。酒店也采用开放式设计，每四层楼都设有户外走廊，营造“空中花园”的感觉。

酒店同时采用了大量融合绿色和节能元素的配套设施，包括植被墙壁、人工水景、雨水灌溉等，并全部以太阳能设备发电。

皮克林宾乐雅酒店是垂直绿化建筑的代表作。（海峡时报）

皮克林宾乐雅酒店正面看宛如一座立体城市森林。（互联网）

据《香港01》周报，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陈培育指出，政府早在上世纪带头提出植树式城市绿化的愿景。至于“摩天绿化”工程，则在2000年才起步发展。通过法律规限、奖励等去推动高楼增加绿化空间，在这十多年来，成绩有目共睹。

2005年，为提升发展商、设计师和建筑商的环保意识，推广可持续建筑方式，建设局推出“绿色建筑”标志计划，对建筑物的环保设计进行评分，对符合标准的建筑设计颁发四个等级的奖项。

2013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当年已有500多栋建筑设有绿色天台，面积超过60公顷，相当于84个足球场。全国的垂直绿化面积超越了美国绿色天台领军城市——芝加哥的51公顷。

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超过3100个绿色建筑，即约34%的建筑已获绿色建筑标志认证，稳步朝2030年至少80%建筑为绿色建筑的方向迈进。

纽顿轩公寓是一座“绿色建筑”，它的停车场、游泳池旁都种植了花草树木，绿色面积比占地面积高出30％。(WOHA)

2009年市区重建局也推出“打造翠绿都市和空中绿意”计划。在计划下，所有新建筑除了须遵守原有的绿地替代条例，也必须根据不同的总容积率和所在地区，达到至少介于3.0至4.0的绿色容积率。这即意味着绿意面积须达到土地面积的三到四倍。

该计划目标要在2030年前增添50公顷或相等于约一个碧山公园的空中花园，包括建屋发展局接下来三年在组屋区多层停车场屋顶上添设公园，让每1000人可享有0.8公顷公园空间。

到了2017年，该计划已成功在本地打造处100公顷的空中绿圃。100公顷的空中绿圃等于100多个足球场的面积，包括建筑顶楼的空中花园、外墙上的垂直绿圃等。

实例证明，狭窄细小的土地空间，并不是剥削城市绿化的借口。

例如达士岭摩天组屋的空中花园。据《海峡时报》报道，达士岭摩天组屋是新加坡政府最引以为傲的组屋代表，它拥有全球最长的空中花园，也是新加坡最高的组屋。

达士岭组屋位于50层楼高的空中花园，可鸟瞰市区景色。（联合早报）

七栋楼高50层的组屋，分别在每幢大厦的第26层和第50层，建造长达500米的空中花园，将各栋楼连在一起。

“悬挂”半空的花园不但在建筑美学上成为组屋的模范，而且不占地面土地面积，提高了垂直绿化的极致标准，让居民生活素质和住宅需求取得最佳平衡。

虽然达士岭属于政府组屋，建屋局并没有把它作为一小部分居民的小众共享空间。而是给公众开放部分空间，每天上午9时至晚上10时，公众都可进入第50层的平台花园，在高空鸟瞰货柜码头和中心商业区全景。

除了摩天大厦，另一个现代大都市圈的特征，便是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土地空间有限的新加坡，想到在车道也可以增辟绿化带。

据《香港01》周报，陈培育提到，新加坡的法例规定，每条新建的车道都一定要种植行道树（在公路或街道两旁成行栽种的植物）。小的道路两边一定要有树木；多线行车的主干线也要有树木栽种在中间分隔带。

岛国每条道路上的树木，不仅经过精心规划，确保排列齐整，路边树种类也经过细心挑选，致力为每个市镇营造不同个性。（国家公园局）

扩大城市绿化空间，最终目的就是增强城市的美观程度，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质。

绿色组屋的另一典范是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榜鹅水滨台组屋（Waterway Terraces）。

榜鹅水滨台组屋。（海峡时报）

外观看似东南亚梯田的水滨台组屋，是榜鹅新区里的首批生态组屋。河道、大片绿色公共空间贯穿整个屋苑，加上错落而层次分明的建筑风格，使得屋苑每个位置都十分通风，从而营造恬静怡人的绿色生活空间。

组屋屋顶和花园还有自然采集雨水的装置，这一切让水滨台成为新加坡数一数二的绿色建筑。遍及整个住宅空间的绿色植被，让以人为本、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城市思维透过水滨台组屋表露无遗。

面临柔佛海峡的榜鹅区，本身已经被政府定位为生态环境宜居市镇，亦是新加坡“最年轻”的新市镇。

榜鹅区是新加坡“最年轻”的新市镇。（每日新闻）

新加坡的组屋区不只是为了满足市民的住屋需要，同时也着重居民的生活素质。多数的组屋区附近都有步行可达的公园，公园之间更有连道串联。

乌鲁班丹公园连道为不少联邦西道和锦茂一带的居民提供运动和休闲的空间。（联合早报）

新加坡政府希望在不远的未来，到了2030年，九成国人只须从住处步行最多10分钟就有个公园，本地的绿色廊道网络也将增至400公里。

与此同时，政府也考虑到本地需要生物多样性，公园局自2012年以来推出自然连道（Nature Ways）试验计划，在城市里仿造森林环境，在原有的绿景增添让动物穿梭的道路。目前，本地有18条自然连道。

自然连道是指在路边栽种精心挑选的乔木和灌木，以带动两个绿地（如自然保护区及公园）之间的动物流动。它除了为本地增加绿景，也能吸引不同飞禽及昆虫在全岛各地移动，同时也可能把更多不同物种带到我国。

政府五十年来推动的清洁城市国策，令新加坡变成世界先进国家的标杆，由此带来的经济裨益、社会效益和国际声誉。

2018年是“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启动50周年，新加坡闪耀全球的亮丽成绩，固然得到全世界人的褒扬和予以仿照。

50年来的经济奇迹，也让新加坡得到相应的回报：1970年新加坡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只有9300万美元（约1.26亿新元），2017年，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为660亿美元（892亿新元），足足翻了超过708倍。

新加坡本身也因其洁净市容及绿化环境，屡次被国际媒体评为全球最宜居及适合投资的地区。旅游业固然因此受惠，1967年，全年到访新加坡的旅客人次仅约10万9730人，2018上半年，首六个月的旅客人次已经达920万人次，旅游收益则持平于134亿元。

漂亮吧，这张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