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想参与圣战、而另一位则愿意为伊国组织献出性命，但两人在被拘留过后，成功改造并重新融入社会。

《亚洲新闻台》在由内部安全局安排的系列访谈中，与几位曾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的前自我激进化分子对谈，了解他们的故事。

“你不觉得有人必须做些什么吗？”

“人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人性了？”当年年仅18岁的“伊尔凡”（匿名）在Youtube上，看了不知多少个叙利亚内战的影片后，向母亲这么问道。

“你不觉得有人必须做些什么吗？”伊尔凡当时心想，若没人想帮忙的话，那他愿意出手相助，拿起武器参与圣战，并让叙利亚的回教徒重获自由。如果他牺牲了，他将成为烈士并上天堂。

他说：“我想在我的生命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相同的，另一名新加坡人“肯尼”（匿名）也想加入武装组织，深入叙利亚去拯救那里的妇女和孩子。

他说：“我当时只是想出一份力，尽我所能地去帮助那里的人。”

而与伊尔凡一样，肯尼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但不同的是，他是要在对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抗争中死去。

不过两人最终都没有踏足叙利亚。他们被当局以内安法令逮捕。在法令下，自我激进化分子将被扣留或限制长达两年，之后才等当局延续禁令或允许失效。

内政部表示，我国自2002年起，已拘留了近90名涉及恐怖主义活动的分子，近四分之三已被释放。截至6月20日，有21人仍被拘留，另有21人接获限制令。

“我从未透彻地想过这件事”

伊尔凡原本只是一个想寻找内心平和的青年，他形容，他就像沿着一条“黑暗的道路”，越陷越深。

目前正在大学修读创意相关学位的伊尔凡，从小在一个宗教信仰很深的回教家族长大，母亲常敦促他祷告。

但正值18岁的他，年轻、喜欢音乐和社交生活。“我会参加演出和会演，在那种拥挤的环境中、享受音乐，必然会有你不应该做的事情，这被认为是非回教的……我不是很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会做出如喝酒等“恶习”，伊尔凡不断地在取悦父母和享受乐趣之间拔河。他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寻求更多的宗教知识，来获得救赎。

现年20多岁的伊尔凡说：“所以我开始上网搜索，那最终让我陷入困境，看了很多宗教和阴谋视频后，事情从那时起，就失去了控制。”

他在过后的多年内，深入研究911事件和阿富汗的各种阴谋论，他开始远离常与自己去狂欢的朋友，最后甚至选择呆在家里，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的观点。

“朋友们注意到了，但没有人真正地伸出手或者说什么。”

“到后来，一些亲密的朋友会担心，但我分享得越多......越多人认为我是异类。”

最终的触发因素是他对叙利亚局势产生的情绪反应。他说：“我感到非常伤心，因为没有人做任何事情，”

“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我去那里，我会想出办法......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实质问题，像是我应该要带什么东西去。”

与他相同，肯尼除了到叙利亚的单程机票外，也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没有联系人、没有预订酒店、没有兑换货币，什么都没有。

当年26岁正为建筑行业深造的肯尼说：“我只是下定了决心，就在同一天买了一张票。”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没有收拾很多衣服，我只是离开了。”

他只知道，自己想摆脱一切的财务问题 - 他欠下各种机构和个人的五位数的款项。从他第一次偶然地看到了叙利亚战争的新闻开始，这个想法几个月来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

无宗教信仰的肯尼说：“我在想，因为我在新加坡有这么多的麻烦，也许我去了叙利亚，做一些比我在这里能做的，更大伟大的事情 ，也许它会让我的生活更有意义。”

“反正我的生活很悲惨 - 与他们的生活没什么不同。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人们催我还债，很不容易。”

百分百的改变

肯尼在被当局逮捕时，已经抵达了“第三国家”的过境处。他被抓以后立刻被送返回新加坡，并直接进入调查审问。

“我不知道该对父母说些什么，我找不到向他们解释的方法。”

在被拘留期间，肯尼开始接受与心理学家的会面，他能帮助肯尼一起解决问题。

“我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更好地了解了自己 - 就像反思一样，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看到我生活中出了什么问题，并知道下次如何做得更好，”

内政部表示，每名被拘留者都将进行个人评估，并根据具体需求量身定制改造方式。

以伊尔凡为例，他对分配给他的宗教辅导员感到放心，因为他能够与他们澄清回教的概念问题。

伊尔凡说：“乌斯达兹（宗教教师）让我看到，在这个时刻，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作为回教徒不能只宣称圣战 - 我们需要一个具有宗教权威的人，就像穆夫提一样......来领导回教社群。”

而最终让两人都成功改造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们最终愿意接纳周围的人-特别是家人。

“我以前都把所有事放在心里。”作为独生子的肯尼说道。“没有人知道我的问题 - 这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我以为我能自己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我意识到，如果我和父母和亲戚交谈，他们可以帮助我......在这次事件之后，我的父母和我的关系越来越近了，我们的关系就更好了。”

至于伊尔凡，虽然她和家人分享他的激进观点，但这仅造成了他们进一步的争吵。

作为家中长子的他表示： “他们非常亚洲父母式地带过这件事，只说'不要看这些东西'。”

“如果我的父母能够看到他们的儿子是有兴趣学习，也许我们能够一起去清真寺寻找宗教知识，那会更好。”

伊尔凡回叙自己被释放后，在家里共进晚餐，他记得那是一个很特别记忆。“感觉就像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 - 当你年轻、并试图分享所有这些东西时，他们不在......然后你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开始注意你并关心你。”

伊尔凡和肯尼都对自己能重新融入社会表示有信心，尽管后者承认最初会担忧，自己的身份会影响他求职。

肯尼说：“我不会说这很容易，但是......我现在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我将来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行为，过去我缺乏计划，实际上，我缺乏一切。”

伊尔凡说，他的心灵和思想“百分之百地改变了”。

但他强调道：“我仍然喜欢欣赏音乐，外出、玩乐、享受社交生活 - 但在宗教身份方面必须保持平衡”

“我两个都接受，但不代表择其一。”

他补充说，他被拘留期间的官员对他来说仍然“像兄弟一样”。 “在恢复和重返社会方面，他们总是伸出援手……如果我需要帮助，他们就会在那里。”

伊尔凡继续说道：“我开始考虑更大的想法，比如我想做一份生意，做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事情，为自己创造一些可存留下来的事物。”

“挫折推动了我前进，我内心变得强大。如果我能够经历这一切并生存下去，我任何事情都能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