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者有其屋，在以土地为本的东方国家里，一向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理想。唐朝诗人杜甫就曾在饥寒交迫之夜，作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是传诵千古。
在各个亚洲国家大显神通的廉租房计划中，最为成功且特别的，应该是新加坡的组屋。
政府保姆般的服务
作为一个以清洁、有序而闻名的花园城市，开车行驶在新加坡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总能看到一些颜色雅致、排列整齐的住宅小区。和居民小区相比，这些屋区是敞开的，没有围墙，没有门卫，开放式的环境让所有外来的车辆都可以从中穿驶而过，屋区所属的公共场域，亦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共土地。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就是新加坡闻名于世的廉租房计划，俗称“组屋”。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产市场一般由“政府组屋”和“私人公寓”两部分组成。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自有产权，产权年限为99年。
根据政府政策规定，购房居民可用公积金来支付10%的首付款，政府还会补贴每一个家庭3万新币，加上银行贷款利率仅为2.5%，所以一般的工薪阶层仅用公积金就能还得上贷款。
值得重提一笔的是，和其他国家的公租房项目相比，新加坡的组屋之所以如此成功，和政府保姆一般周到的“售后服务”分不开。比如，政府会定期7~8年重新粉刷组屋，并制定屋区更新计划，包括修补混凝土剥落、更换污水管、增设电梯等。组屋还往往配有划了车位的露天停车场，楼与楼的空地上，还会设置游泳池、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配套设施，有的屋区还会为屋区设立公用的幼儿园、政府服务机构等。公用设施一般价格合理，例如大部分游泳池收费仅为一次1新币（约合人民币5元）。
归根到底，廉租房政策属于政府行为，相比于亚洲的其他国家，新加坡的组屋如此成功，是具备一定先决条件的。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大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新加坡充满了危机感，新加坡政府一向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公司化管理宗旨，一切政策以效率为先，服从于国家利益。整个新加坡以社区为单位划分了很多集选区，组屋区的发展好坏，直接影响了政府在底层民众中的支持度。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组屋的分配还兼顾了种族之间的融合问题，所有的社区必须具备一定配额的马来、印度、华人数量。
相比之下，在住房刚需强劲的中国，廉租房政策实施得并不成功。1998年的“国二十三条”曾明确表示，中国的廉租房将占到住房比例的80%，但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将经济适用房政策“偷换”为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政策，导致目前的中国廉租房政策的裹足不前。
此外，由于体制性僵化存在的问题，在廉租房资格审查、公开摇号的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寻租更是屡见不鲜。首先，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的资格确认很难，类同于低息小额贷款，往往是“有路子有钱的人才能拿到”；其次，不同于其他商品，房子的流动较难，成本相对较大，刚需现象明显，几乎是所有居民需要面临的基础设施问题。
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来说，阶层分化逐步拉大，在解决住房问题中，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基础，只能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利用多渠道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廉租房政策，其余并无他法。
不可否认，中国一直在缓慢的进程中探索廉租房建设的良好方式。有委员提出议案称，在廉租房建设中，除了政府的财政投入外，还可以利用社会上的资源、民营企业的资源，甚至通过发行福利彩票，开拓廉租房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点亦表示赞同，但认为政府还可以通过一些“四两拨千斤”的办法建设廉租房，例如以政策手段进行贴息，特别是向小开发商给予补贴，他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亦可以加入到中国的廉租房建设中发挥作用。但就目前来看，梦想仍旧未能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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