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坐着两个男人，一胖一瘦。胖的脸很圆，像笑佛。瘦的瓜子脸，挺秀气。两人凑在一起，像准备说相声。
“Ms. Tong, 你好” ，佛脸男人先开口，自我介绍叫Steven，餐饮部经理。
“我们看过你的简历，呃……”
他停下来，大圆脑袋偏过去想了一会，才笑盈盈继续：
“ 你是，你是来申请餐厅经理职位的？”
“ 哦， 不是。”我说，心底偷偷笑。
“兼职而已。”
听到这个答案， 两人对望了一眼， 很庆幸地舒了口气，仿佛喜欢的球队守门员，正好扑到球，解除了危机。
挪挪身子，喝口水，轮到瓜子脸发问。他的脖子伸得老长， 像一只好奇心重的鹅：
“为什么想来我们部门呢？你的简历可是over-qualified。”
我笑了笑，并没有马上作答。
并非不知道答案，而是我想给的答案， 他们不一定想听。
从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那刻起，我就筹划重返职场。两娃相继上学，没有了后顾。 新加坡中英文通用，没有语言障碍。回顾自己的学历，经验，心想找到心仪工作，该比日本来得容易多?
错！
新加坡吸引移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实在有太多优惠。从小孩上学，到买房子，小国家照顾得无微不至。更不用说找工作，总以保障本地人权益优先。我拿的是家属居留证，挨在人力金字塔最低端。虽允许工作，但前提需要用人单位作担保，向人力资源部申请LOC （Letter of Consent，同意书）。小企业肯定不乐意自找这种麻烦，大企业愿意，却又懒得搭理。
整整四年的全职妈妈生涯，在家练就三头六臂。 什么time management， 什么multi-task， 条条对应job requirements。但HR 看到的，是绝对真空。手指头一点，直接送至回收站。
眼看寄望的最优选项，一个个化作夜里的梦。眼见为实的，还是宜家，不离不弃。那就心不甘情不愿地捡个“箩底橙”，好歹也是工作。第n次网上申请，第n+1次步入宜家面试。
“因为……因为我对IKEA Food有感情。”我说，添上伦敦宜家时的经历。
“不错。”两人点点头，大方亮出满意，进入下一环节。
“你想上早班还是晚班？”
“晚班几点下班？”
“十二点。 有员工班车，直接送到家。”
“太好啦！ 那晚班！”
我爽快得像一口脆黄瓜，他们很是吃惊，对我更有点猜不透。但既然自愿送上门， 也就不去纠结了。
一个月后，我手捧新领制服，走进宜家办公室更衣室。
属于我的储物柜牌号是24，HR告诉我怎么设置密码后就走了。我拆开透明塑料袋，哗啦啦取出黄底黑色间条衬衫。这套新版制服发行时，我还在伦敦，大家笑说这看起来像大黄蜂。深蓝色裤子不大不小，很合身，摸上去用料结实。系上有IKEA标志的皮带，配了小腰包，里面装着文具刀。抽出来用的架势，和警察拔枪一样帅。
全身武装准备好， 我站到镜子前。一个又长又瘦的小黄人，插在胖胖的橡胶安全鞋上，像田边穿了衣服的稻草人，思考这一段新的宜家之旅。
我会遇到什么人， 什么故事呢？
“Dear customer，” 外面熟悉广播响起，“welcome to shop at IKEA。”
我刷了门禁，大步迈出去。
来吧！
我所在的部门叫IKEA Bistro。
俏皮的单词，原指法国小酒馆。但在瑞典起家的宜家，也引用这个概念。因为卖场大多建在城郊，路途遥远，天寒地冻，正需要来点小吃，暖暖胃，好继续上路。所以便提供热狗，咖啡，冰激凌，几个硬币的事儿，随意站着享用。耳边时而传来阵阵法语香颂，慢条斯理，勉强还能和法国情调沾上边。
但那是在北欧。
在新加坡，则另一番景象。
第一晚工作， 我被分配到卖热狗柜台，主要任务如下：
一， 给每片面包单独包装；
二，把热狗肠夹进包装好的面包；
三，客人点单， 送上热狗。
有啥难度？
在旁练习了几下，跃跃欲试登台。可刚一亮相，就被眼前景象，吓得手发慌！ 只见玻璃对面，浓浓人潮，乌云般压过来。每一双眼睛，饥肠辘辘，流露出唯一一种欲望：
Makan！
多种族聚居的新加坡，既没有统一语言，也没有统一文字，却用马来语“吃”，团结了不同文化。就像我们的”你吃了没？”，一说“makan”，全岛通用。
新加坡人对吃着迷，天天满大街寻觅。对某些食物植入的忠诚，甚至高于爱国主义。而相比西餐餐厅，他们更偏爱熟食中心。除了可以人字拖随意穿行，那里总让人想起，已经消失的kampong （马来语，村落）时代。
那还是一穷二白的新加坡，归属于马来西亚。从各处飘来的移民，根据种族定居在划分村落。后来住着住着，人混了，食物也混了。为了谋生的小摊贩，烈日下担着扁担，成了凝结人情味的因子。大家不分你我，不分肤色，一起在路边坐板凳，吃华人的炒粿条，印度煎饼，和马来椰浆饭。
现在的小贩都被收管进熟食中心，没有空调，环境残次不齐。但越住越高的新加坡人，依然每天去报到。那里是根，也是集体回忆。
也许因为宜家Bistro的接地气，与本地气质相近，所以大家都爱穿拖鞋来这儿“聚脚”。几张桌子的大排档规模，硬是被鼓涨成聚会大厅。
整个晚上，双手根本停不下来，就像掉进小仓鼠的笼子，追逐一场饥饿游戏：一边是”供“，像动物要过冬，拚命储备纸片夹面包。最好建成金字塔形，越高越好。另一边是”求“，要跟得上客人点单速度，要多少，给多少。供大于求，还有时间转转胳膊；供不应求，队伍越排越长。还有最刺激的，连续几个顾客要10条以上热狗，桌子清盘，只能埋头苦干，重头再来。
腿也不能闲。除了准备热狗，还要频繁到身后取炸咖喱角。对，咖喱角！ 金黄香脆酥皮，包上咖喱味鸡蛋土豆，新加坡人至爱！还有炸鸡翅，皮脆肉嫩（近日暂停出售，改卖炸鸡块） 。春卷，本地人口中的popiah。一样来一包，晚饭轻松解决。再买个巧克力甜甜圈，甜点也不用愁了。
到了11点打烊，还有小尾巴，馋嘴小孩一样等著买吃。终于把最后一位顾客送走，才有空打扫，补给。每天卖出去的上万条热狗，空缺下来的，都要给填满，好在第二天继续作战。
忘了怎么到家，只记得次日早上醒来，全身像钻进无数虫子，从肩膀一路酸至脚心。
“Tong Yan，你来啦！有没有累坏啊？”一看我又来上班， Desmond揶揄道。 他就是开幕的瓜子脸， Bistro掌舵人。
带领这个部门不容易。 宜家强度最大部门之一，起得最早，收得最晚，靠薄利多销。 周末人流堆得死死的， 三个柜台同时开足马力，经理也要亲自上阵。我在一边累得说不出话了，仍可以听到Desmond春风拂面的开场白：“Hello，how may I help you？”
回到后厨房，他最喜欢摘下帽子，给大家展示那亮亮的光头，浮起一层水汽。
刚来报到时，Desmond对我说：“从此以后，这就是你简陋的小窝了。”我环顾一圈，窝其实不小，却实在简陋。
办公室分三大块， 一片是仓库，所有食品呆在箱子里，方方正正， 一起倒数“最后限期”到来。 中间办公，和楼上又是咖啡机又是休息区的Service Office相比，这里只摆了两张桌子四台电脑，素描与油画的差别。剩下三分之一，长长不锈钢工作台，表面洁净如手术台。旁边三井油锅，整日油海翻腾，腻气逼人。
大家都热爱工作的，准点上下班。但卡打完，人一出门，心里想的便是别的事情，去哪儿吃饭，晚上约了谁。只有Desmond，除了坐一小时车回家睡觉，人和心都宅在这里。每天蚱蜢一样活力十足，从不显倦容。
“你怎么就这样吃东西呀？”
一进来，我就看到Desmond蹲在角落，手执鸡翅。
“呵，这样更香。”他说，没打算挪地。
“今晚又要几点下班？”
“10点半肯定走啦，要不没车回家了。 明天还要八点来上早班。”
“你这样还哪还有时间追女孩啊！父母也没催你结婚？”
“他们早都不在了。 没压力。 ”
他说得很轻易，比冬天吹出来的雾散得还快。此刻困扰他的，是犹豫该从翅中还是翅尖下口。
倒是我，觉得窘。信息来得太烫，措手不及。就像看到陌生人的脚趾，眼睛无处可放。
“你去makan吗？” Desmond问，直接跳过我的难堪。
“我…我这就上去。”
“一定要尝尝这楼上送来的鸡翅。 肉超嫩，超多汁。”他着重强调两个”超“字，一脸陶醉。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他起身去扔掉，回来多拿了两只，塞进我手中。
傍晚七点， 我的休息时间。
我拿出一早打好的饭菜，找了无人角落，与空气面对面。食物早已过了最佳口感65度，加上卖相不佳，我不甚有食欲。只有刚才那两只爪子，看起来不错，也伸出十个指头，准备享用。
“别忘了蘸酱！”
是Desmond，匆匆经过我身后远去，又匆匆回来，手里捧著一碟鲜红辣椒酱，和几片面包。
他坐在我对面。
我放下鸡翅：
“不好意思， 刚才提到你父母，希望不要介意。”
“嗨，没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 他说，翘舌音发得很正宗，仿佛舌头一卷，什么都无所谓了。
但我还很好奇，小心翼翼地问：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在嚼著面包，腮帮子一摇一晃，像在组织语言。吞下去，清清嗓子，大门徐徐打开。
“父亲在我9岁那年就去世，母亲一人带大我们仨，所以我们和妈妈特别亲。我16岁出来打工，减轻家里负担。但她累坏身体了，后来因此得病，十年前走的。”
他把脸侧过去，不再对着我，仿佛和自己说话。
“那时我还在Burger King。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足足哭了一个星期。自杀的心都有！”他笑着摇了摇头，像在嘲笑当时的自己。
我坐在离他两盘菜的距离，感到无法度量的悲。
“她的房间就对着门口。”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一开门就可以看见。现在回家，总还想起以前她在的画面。”
他把身体转回来，向着我，没有对焦。我这才仔细观察他的眼睛，双眼皮，弧度温柔，勾勒出潮州人血统的美。
“现在想开了。要是一直拖着，大家都累。就是我那两个姐姐，一说起来，喏，就像你这样流眼泪。”
我赶紧把头转开，心想就一点泪花，也被他发现。待重新坐好时，故事早已悄然结束了。
他起身，风一样嗖嗖取回一盘炒饭，放在桌上。
“你待会下去把这个带给妹子，她还没吃饭。谢谢啦！”
然后摆摆手，走了。
我望着空下来的椅子，发了好一会呆，才想起没来得及吃的鸡翅。
要吃炒饭的妹子叫Doris。
看到我回来，她蹦蹦跳跳，拿着冰激凌勺子迎过来。不用凳子，上身凑近工作台，大口大口开始往嘴里倒。出来打工的小姑娘，能屈能伸，海绵一样，放到那儿都毫无抱怨。不像我，心里一直挑剔，那炒饭那么干，怎么下得了口？
新加坡有两家宜家，一间位于Alexandra。传说以前是医院，营业二十多年，存下许多故事，关于人的，关于鬼的，都和人潮一起流动。我所在的是另一间，Tempines。这里特点周末兴旺，工作日却要看运气。运气坏时，当班经理出来，摇摇头直说：真系拍乌蝇 （粤语，冷清的意思）
这倒便宜了我们，可以趁机在后厨房八卦聊天。倒日夜班的部门，很少有同事约一起吃饭的奢侈。
“不工作的时候，在家都干嘛？”我问。
“看剧啊！”Doris停下勺子，直起身来说。她喜欢笑，鼻翼两旁的小酒窝，点亮了稚气未消的脸。
“什么剧？”
“大陆剧，韩剧，都看。”
“哦，那你知道小鲜肉什么意思吗？”
“当然知道！”立园拿着抹布凑过来，抢著回答。“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都看过。”
Doris和立园来自马来西亚，住同一条村，上同一间小学中学。12岁一起去超市打零工，后来一起辍学。立园三年前和姐姐来新加坡打工，Doris也跟着来了。房子租在宜家附近，两人好的如姐妹。
“你们有男朋友了吗？” 我问。
“我没有。”立园自告奋勇。“她有！” 手肘推了推旁边的Doris。
“哪有嘛！”
“哦，她只是暗恋。”
“谁呀谁呀？宜家的吗？”
Doris抿著嘴，努力把秘密留在心底。可不听话的甜蜜，还是撑开一道缝，像熟透了的石榴。
“全世界都知道啦，还故意藏什么嘛。”力园说，丹凤眼不停怂恿Doris。
“他嘛……”
“你们几个在里面干嘛?有Customer啦！还不出来！”
声音从外头冲进来，像上课铃，又重又响。
我们三个像被大人训斥的小孩，偷偷交换了眼神，灰溜溜地四处逃窜。
看我回到岗位，Aunty Angie尖辣的眼珠子瞪过来，再次强调：“别到处乱跑！”我一直怀疑她是狮子座，凡事要称王。说话又硬邦邦，像个椰子壳，不让人靠太近。
我埋头夹热狗，明知道自己错了也没搭理她。过了一会，她来下命令。
“哎，去拿锁匙，把冰激凌硬币收回来。”
“钥匙。”我纠正。
“什么？”
“标准普通话，钥匙，不是锁匙。”
我解释得很认真，她却像听了天大的笑话，咕咕笑起来：
“钥匙，钥匙，要死咩！哈哈！”
她笑起来真不好看，也不自然。脸颊两团很高的肉，因为整天凶著脸，缺乏运动，很僵硬。可是，看她帽子下的宝蓝色头箍，平时拿的粉绿手提包，少女心还鲜活如空气。这个整天爱叉腰的厉害角色，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
“Tong Yan， 你今天负责后勤清洁。”
一上班，就接到任务指示，来自值班经理，一位老uncle。
“……可是……”
“可是什么？”
“还没上手啊……”我显出很难为的样子。“要不推到下次？”
“没关系呀，不懂可以来问我。” 他慈眉善目，像极了“功夫熊猫”里那位师傅，让人不好意思拒绝。“今天人手不足，就拜托你啦。”
说罢，把手往背后一挂，仙人道长般驾着彩云飘走。
我叹了一口气。
后勤清洁，俗称打杂，功能强大，角色渺小，典型吃力不讨好。学经济的朋友评论，这叫Two-factor theory。大意实例为，热狗放在番茄酱桶前，压得出来，没人在乎里面装得满还是少。要是压不出来，顾客肯定开始呱呱叫：“哎，酱没有啦！找人出来满上！”
这个“人”，现在轮到我。
从台前转到幕后，有些失落。倒不是因为工作量比以前大多了，喝的咖啡、汽水，用的吸管、纸巾，到顾客拍拍屁股走人后的垃圾，全由我一人来负责。每周两次消耗卡路里，健身房都免了。
我只是心疼自己的学历，就像看着新皮鞋踩到泥巴里。名校毕业，出国深造，本该一路向北，却自由落体，最后怎么落到连自己都辨不清的路上？
不想被熟人认出，我把帽子压得很低，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嘴巴呼吸。刻意带上橡胶手套，好与物体隔出点距离。我拿上抹布，穿梭在不同人群与桌子之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做清洁的女子，身上裹着厚厚的自尊心。我还把敌人都假想好了，要是谁过来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我一定狠狠骂回去！
“谢谢！”
一把声音，很真诚。
眼光偷偷从帽檐下越出去，窥见中年女子，带眼镜。她好像很过意不去，连忙拿起冷饮与食物，往后退几步，好给我腾出工作的地儿。
我不太相信，假装没听见，继续用力擦。
“谢谢！”
是几个年轻小伙。
我把餐饮区和垃圾桶擦了一圈，耳边不绝相似的“谢谢”。都说这是一个带魔法的词，真的。我猛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像裹着好几层大衣，出现在大夏天。硕士打杂，那又咋啦？天跌下来当被盖！
“谢谢” 我说，顺手把帽子高高扬起。
渐渐发现，这份工作也有好玩的，例如倒腾冰激凌机。
别看这铁皮机器，饿起来也像婴儿一样呱呱大叫。只要听见外面传来“滴滴滴”声音，我就得把“食料”，水桶抹布，一样样搬上小车，轮子咕噜咕噜，缓缓上场。
冰激凌秀开幕啦！
观众每人手执雪糕筒，翘首看着我爬上凳子，准备开启机器嘴巴——一个类似高压锅的装置。我先开到一半，好让气体滋遛滋遛释放一会。全部掀开后，再倒入两包五升奶油混合液体。这时，人群总出现骚动，连走过的顾客也要驻足停留，发出感叹：
“啊，原来冰激凌是这么来的！”
合上嘴巴，机器像打了饱嗝，浑身颤一下，一切又恢复正常。投入硬币，放了雪糕筒的铁圈平稳升起。“噗”，一团雪白云雾喷出，铁圈平稳降落。
“啊， 哈哈！” 小孩子激动得又跳又拍手，像遇到会说话的小狗。
“谢谢你！冰激凌机器人！”
表演结束，走回后厨房路上，抬头看了看钟：九点半。前后不到岸的时刻，尤其觉得累。 就像马拉松过了大半，消耗值降至最低点。支撑下去，只剩下意志。
倒了些水，一饮而尽。刚想坐下歇歇，耳边响起按不下去的闹钟：
“Tong Yan，咖啡桶满了。”
“第一台冰激凌怎么坏了？ 你刚才是不是胡乱操作啦？”
Aunty Angie比值班经理还操心，频繁从前台岗位退下来，唠叨我的不是。把咖啡渣倒掉，解释了机器本来已坏，她还不罢休：
“不是跟你说要一直站在外面，就不听！看！顾客都来我这里投诉！”
“投诉”是个很严重的词，她习惯这样来吓唬人。很多女孩也因此投降，做乖乖的绵羊。
但我怎么可能是绵羊？
箭步追上去，昔日叛逆少女现身：
“怎么做都有意见，你就是在针对我！”
她来不及有反应，我趁胜追击：
“我妈都管不了，你别想来管我！”
甩头回到后厨房，该干嘛干嘛！
我气呼呼地跑到餐饮区兜了一圈，抱回一桶快用完的芥末酱。把装置拆开，放在手龙头下。手使劲在搓，脑袋却不停回放刚才那一幕。
”最多一拍两散，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左脑袋愤愤想。可是右脑袋觉得下不了手，有点残酷。
她不是坏人。
最多就是一张刀子嘴，总惹人烦。可撬开椰子外壳，里面藏着的心，清甜如果汁。
我是在一次部门派对上发现的。
因为Steven升迁，餐饮部借题发挥，办了难得的榴梿派对。
那天是傍晚，不知哪儿借来了几张大圆桌，立在宜家停车场一角。塑料桌布，塑料餐具，大家并不介意。很多人早早来了，吃肉的吃肉，剥皮的剥皮，聊天的聊天，又浓又香的味道，温暖了鲜有人气的空间。
待吃空的榴梿壳散落一桌，Aunty Angie才出现。因为不能丢下顾客，聚会吃饭要轮著吃。楼下还有几个太忙，走不开。
她穿着工作服，刚好坐在我身旁。
“Aunty，你以前是不是黑社会大姐大啊？” 我仗着些酒精，单刀直入。
她一听，嘿嘿笑起来。“你是说我声音太大，整天骂人,对不？”
还有自知之明，那到底有没有？
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纸巾，把别人留下的残羹冷炙，一块收拾干净。三下两下，面前豁然开朗。
“我呀”，她开始说话，“以前苦命。为了养大孩子，每天打三份工。早上给印度人的服装店擦窗子，中午饭到珍珠阁（唐人街里的熟食中心）做订餐，再到酒店做客房清洁。一天睡三小时。现在命好了，孩子拉扯大了。你知道我儿子现在做什么吗？”
她自问自答：
“银行经理！所以我现在出来做工，纯属消遣。要不在家吃着呆着，就真成痴呆啦，哈哈。”
她的笑还是不好看，我却觉得很可爱。
很快，Aunty要回去上班。临走时吩咐我帮忙打包些食物和榴梿，她拿下去给他们尝尝。
我看着她走上笔直黄线，到尽头，慢慢消失在电梯里。一回到厨房，她肯定会一边唠叨，一边像喊孩子过来吃饭一样：”不是饿了吗？ 还不赶紧过来吃！“
Aunty推门进来了。两只手一直和脱下来的围裙怄气，使劲揉成一团，扔在冰柜上。
“你说不要管你，那以后我一句话也不说！” 她昂头挺胸，凛然得如女英雄。
我在厨房另一头，明白了英雄的委屈。
“是为你好！你还这样对我！”她其实想这样说。
我放下东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她面前：“好啦，Aunty，刚才累嘛。说话就冲点咯。你不要介意啦。”
她怔了一秒，然后，脸上强悍的轮廓，像太阳底下的冰块，慢慢融化。少女神态，透彻浮现，娇滴滴的，羞答答的。
她是喜欢被别人哄的，心花都开到窗外了。但又怕别人觉得，快60岁女人了，怎么还那么做作，便赶紧拉起皱纹来遮盖。哑色的秋波，悄悄捎来又悄悄溜走，酿着好几辈子的情。可以想像，这姿态还原至玫瑰盛开时节，肯定少不了狂蜂浪蝶。
“还不是不想让你被人骂嘛。” 她努着嘴说。
我伸出手，蹭了蹭她圆浑浑的手臂，表示歉意。她也拿起手，伏在我的上面，拍了拍。她的掌心很硬，很粗，像风干的牛肉。枯萎了的指甲，暗黄色，冷眼旁观一场生活剧落幕。
还没恋上， Doris就失恋了。
我们在等班车。 午夜的新加坡，凉风习习，正好适合聊聊凋谢在花蕾里的爱情故事。
那个男孩是个好人，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自觉不去点破，便是立了贞节牌坊，无可厚非。但电话另一头的Doris，却被抛得忽高忽低，想不明白。于是鼓起勇气，信息里发送心意。
男孩回复：对不起，我对你没有感觉。
“去了台湾旅游，心情好点没？”我问。
“恩，不太去想了。”
“那时还以为你会做傻事呢！”
“哈哈，不会啦，我还有弟妹要养！”
“会有更好的人出现。 ”
“我知道。 谢谢你。 ”
她还是那样笑着，但昏黄路灯下，晕开了淡淡的成熟。
和Doris说了再见，我走向班车。马来司机刚睡醒，揉揉眼睛，到外面吸烟提神。车上已经坐了几个人，呼出疲倦的二氧化碳。我跳上车，钻进深黑的角落。
“Tong yan， 你刚才忘记关冰橱的灯，我帮你关了。”
Aunty Soo Say边吃力爬上车边说，像在播报新闻。
我连声道歉，很过意不去。
“没事没事。”她说，调整了身体与椅子间的契合度。
午夜十二点半，人等齐了，司机扭开马来语电台，启动汽车。我闭上眼睛，随时准备滑入梦乡。
“今天我做了饭菜才出来做工的。 炒了西兰花，还弄了个汤。 ”
旁边有人在说话，是 Aunty Soo Say。 我不清楚这是对白还是独白。但全车就只有我和她同部门，就睁开眼，接过话：
“哦？ 给孩子做的？”
“是啊，” 她顺得好自然，像早就预感我会在转角出现。
“他们上poly （理工学院，介乎中专与大专之间），这几天准备考试。我先生两年前走了。 ”她说，语气平淡得有点无奈。
“那你要一个人照顾家庭， 很辛苦啊。”
“我是苦命啦，很小就跟着爸爸出来跑小生意，一辈子没停过。 现在一个人了，还要供他们读完书。 ”
“Aunty， 你只是劳碌命而已啦。 ”
“是是是！你说得对！”她听上去很感激，仿佛遇到知音。“上次去算命，算命先生也是这么说。”
然后话题一转：
“那天去医院看我妈妈了。”
“没什么事吧？”
“老了咯。 过几天还要去拜拜我爸爸，还有先生。 本想在家里供佛像， 后来想想算了。 以后我走了， 小孩不懂， 随便扔掉，不好。 ”
电台传来诡异的音乐，凶宅里的木门，被看不见的东西拂过，幽幽地吱吱作响，女人突然高声尖叫，把心都喊毛了。低沉的男声最后冒出来，听不懂在说什么，应该是午夜鬼故事节目开场。
车上突然很安静。 我以为她也被吓著了，没想到问题又倔强地站起来：
“你先生疼你吗？”
“嗯， 挺疼的。”
“那就好。 我先生很顾家的， 一休息就带孩子出去玩。两个人结婚，年龄什么的算啥，会照顾家就好。 ”
“哦”。我换了个语气词，她没有留意也不在意，仿佛只要有人回应，就有继续下去的理由。
“我全身都痛呢。 那天去针灸了，好点。 哎呀， 一次得要好些钱呢。 那天我女儿病了，也去看医生了，又要花些钱。 ”
“你小心身体， 别太累了。 ”
“好，谢谢。”
车停了。
Aunty拿出雨伞拐杖，先伸到车外，在地上立稳支撑点，再用另一只手咬住扶手。身子像一袋大米，在两点之间，晃了几下才晃下车。
“谢谢，晚安。”她对大家说。
“晚安。”我说。
门很快合上。
我透过茶色玻璃，看见两条被严重压弯的腿，一深一浅，一浅一深，艰辛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