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库对于中国智库建设的借鉴意义——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为例
陶林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建设一流的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还存在六方面的问题:缺少相对的独立性;经费支持渠道单一;缺少国际影响力;缺乏公信力;高校智库发展不平衡;智库数量和研究成果质量不匹配。以EAI为例, 介绍了新加坡智库具有的诸多特色, 即:有一流学者领衔的学术团队;有国际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浓厚氛围;有灵活的智库管理制度;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新加坡智库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主要启示有:我们必须更新观念, 树立“全、特、专、协”的智库发展理念;中国智库需要走出去, 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加强智库的管理制度创新;必须加强高校智库建设, 推进协同创新;必须大力发展民间智库。建设一流智库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智力保障的需要, 它是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
关键词：
中国智库; 新加坡智库; EAI; 特色; 借鉴;
作者简介： 陶林 (1979-) , 男, 江苏盐城人,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俄政治发展道路比较研究” (15BKS074); 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研究” (2016B02414);
The Construction of Singapore Think Tank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as the Case of EAI of NUS
TAO lin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重视建设现代智库,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决议。当前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智库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撰写出研究和咨询报告, 供政府决策参考。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智库建设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结合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亲身经历和访谈作为个案, 论述以东亚研究所为代表的新加坡智库发展的特点和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一、中国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和现状
一流的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建立一流的智库, 为政府决策服务, 为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这是中国当前智库建设的重要使命。智库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既能提高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又能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实现协商民主的多样化;还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储备人才、创新思想、提供信息”。[1]
智库, 国外也称为思想库, 是相对稳定的、独立的从事决策咨询的研究机构。从国际视野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智库发展迅猛, 各个国家非常重视, 甚至称之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2]。发达国家智库建设比较成熟, 如美国的兰德公司, 其咨询报告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往往能产生重大影响。根据《2013全球智库报告》, “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家, 较2012年的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 北美洲最多 (1984家) , 欧洲次之 (1818家) , 亚洲第三 (1201家) 。从分布国家来看, 美国智库数量最多, 有1828家;中国以426家次之;英国排名第三, 有287家。”[3]中国智库建设在建国之后就存在,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有关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有约2500家智库, 其大体可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是官方智库, 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各省市社科院及党校等。第二是民间智库, 如天则研究所、零点调查公司等。第三是高校成立的智库研究所, 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等。在政府决策咨询方面, 一方面, 中国智库专家学者的建议和研究成果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采纳, 为公共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从国际比较视角来看, 中国智库和世界顶级的一流智库还存在较大差距, 甚至有海外的学者尖锐地批评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有库没智”。因此, 必须深化中国的智库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中国智库建设。当前我国的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智库过分依附于政府, 缺少相对的独立性。智库的决策报告服从政府的需要, 这是对的。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智库往往论证其政策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可行性, 没有将政府的决策咨询研究的政治性、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于中国智库的现状与弊端, 原商务部部长魏进国认为, “中国的智库存在一些不足, 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门的局限性, 在研究方向、内容上比较单一, 出来的研究成果仅限部门观点, 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更少”。[4]9
二是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单一。国外的智库经费来源是多元化的, 国外的智库经费包括政府、军方、企业、私人和社会募捐等。中国的智库大多为政府扶持, 经费来源单一。由于经费来源于政府, 因此研究的成果很难保持独立性。
三是智库缺少国际影响力。当今社会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智库还没有真正走出去。很多智库的学者不能够熟练地用外语和国外学者交流, 研究成果也局限于给政府决策, 或者出版中文的专著和发表相应的学术文章。尽管这些成果很优秀, 但是因为中国和国外的交流语言不同, 一个是中文, 一个是国际共同使用的英文。因而导致的是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没有为国际智库和学者所认知和交流, 缺少国际的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 “忽视了中国智库发展特色研究的国际视野, 反而容易使中国智库的特色不易为国际所接受和认同”[5]。
四是智库缺乏公信力, 公众认可度低。当前中国智库的决策和咨询报告缺乏公信力, 公众的认可度较低。因为政府的相关信息不透明, 加上有时候出现政府失信现象。因此政府授意下的有关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 公众往往不买账, 表示怀疑, 或者认为调查数据有水分。总之, 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 导致对依靠政府资助的智库研究成果的不信任。中国智库本身的确也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一些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丧失自己的观点和独立性的风险。“当前不少智库都担当着政策宣传者与诠释者的角色, 使得智库的称号失去了意义。”[6]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不信任官方声音, 对各种研究机构也经常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认为专家是“砖家”。由于受制于政府的财政拨款, 一些智库研究出的成果有时比较“雷人”, 专家被网民评为“砖家”, 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之前甚至出现了一些诸如“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学费太低不利于穷人孩子上学”、“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等对公众而言比较“雷人”的智库研究结论。
五是高校智库发展不平衡。据教育部统计, “2013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2491所, 其中本科院校1170所, 高职专院校1321所;教育部及其它部委单位所属院校118所, 地方院校767所。”[7]但实际有影响力的智库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数据显示, 中西部高校进入综合影响力前30名的智库数为0。
六是智库数量和研究成果质量不匹配。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智库数量是全球最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则是研究的质量不高, 存在一定的低水平重复研究, 真正在国际上和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智库很少。“全世界现有智库5000家。美国有1777家, 中国智库也近2000家, 数量上已经超过美国。”[4]112009年春, 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 “中国仅有74家入选被认可, 而美国这一数字为1777家”[4]17。中国的智库数量多, 有2500多家, 研究人员为3.5万人, 工作人员27万人。目前, 中国公认的十大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4]27可见, 我国的智库的数量和质量和国际智库相比较,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新加坡的智库建设:以NUS的EAI为例
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虽为一个岛国, 人口545万 (2014年数据) , 但是却是东南亚最发达的国家, 人均GDP为5万多美元 (2012年数据) , 其智库建设也有自身的特色。新加坡著名的智库有6家。笔者所在访学的智库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缩写为NUS) 的东亚研究所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缩写为EAI) 。EAI作为新加坡的著名智库, 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有三位著名学者担任所长。第一任所长为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 著名的历史学家, 对于东南亚华人研究有很多成果;第二任所长为JOHN WONG (黄朝翰) 教授, 著名的经济学家, 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的研究;第三任所长为现任所长, 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
据2015年的QS全球高校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缩写为NUS) , 为全球第12位, 亚洲第一位。作为全球著名的一流高校, NUS的EAI作为新加坡的官方智库,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东亚研究所 (EAI) 成立于1997年4月。东亚研究所前身可追溯到1983年由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博士 (Dr Goh Keng Swee) 所建立的东亚哲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92年东亚哲学研究所更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1997年,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又易名为东亚研究所, 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一研究所迄今为止已经成立20年, 成为新加坡和全球知名的研究所和智库。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97年4月, 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是新加坡主要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其研究重点最初是中国的儒家思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其研究内容也有所变化, 目前主要研究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
东亚研究所最初成立的宗旨和研究目的是“加强和提高关于东亚发展的学术和政策研究, 特别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以及中国周边的区域国家的国际经济研究, 包括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 (1) 为了促进学术交流, EAI组织定期的研讨会和发表研究论文。EAI也参与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在新加坡的关于东亚和中国问题的会议和研讨会, 参与相关的联合研究项目和课题。EAI的长期愿景是发展成为该地区关于东亚发展最重要的研究机构。而它的最初的重点是在当代中国, 研究所已扩大其研究力度, 已经在日本和韩国建立了自己的资源。
现任东亚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由王赓武教授担任, 他除了擅长华人和东南亚历史研究之外, 还是东南亚地区研究的著名学者。王赓武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新加坡中国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是东南亚历史与华人历史方面的权威学者。他于1957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1957年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3年起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开设“东南亚华人”等课程。1968年王赓武全家迁居澳大利亚, 1968—1986年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96年任东亚研究所所长。
目前EAI“旨在推动关于东亚发展的学术研究及政策导向型研究,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中国与东盟、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与经贸关系等是其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所下设政治、经济、社会和东亚四个研究组。政治研究组主要关注中国政治发展及外交。图书馆资料丰富, 包括中外、港台的资料。内容包括东亚和中国的研究的有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外交关系、贸易投资等。目前藏书27892本, 有一些珍藏本的书籍。期刊有359种中英文期刊。还有新加坡、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各种报纸。图书馆还有非打印的微电影的胶片影像资料等” (2) 。
关于EAI的管理方式和经费来源。据笔者访谈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较自由民主, 不经常开会。正式在编的研究人员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上班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30, 中午12:30到13:30一般是休息时间。每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访问学者是两人一间办公室, 人员的编制情况一般是聘任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的专门资助和UNS的配套经费。但是NUS的管理特别是对教师的管理又不完全适用于EAI, EAI具有较自由和独立的权限。EAI的考核机制也不同于国内。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规定研究所的人员必须每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 但是规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STAFF) 必须每人每年平均需要撰写4篇东亚所的政府决策咨询报告。由于实行宽松的考核方式, 实际上笔者访谈了解到, 东亚所的正式研究人员大多非常勤奋, 周末也会在办公室加班, 搞科研工作。很多学者著作等身, 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EAI作为一流智库的人员配置和构成情况。EAI截止到2016年为止, 目前包括正式编制人员和访问学者共有55人。其中正式在编的研究人员20人, 行政人员7人。主席为王赓武教授, 顾问为黄朝翰教授, 所长为郑永年教授, 有5名高级研究员, 其余的为研究员。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大多具有海外的博士学历和工作背景, 能够熟练地运用中文和英文交流。目前东亚所的访问学者为25人左右, 因为访问学者每年都是流动的, 访学时间有长有短。有的访学2个月, 有的访学6个月, 有的访学8个月, 也有的是访学时间为1年的。此外EAI还有短期聘任制的高级访学研究员, 他们来自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学, 如国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 主要是对东亚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学科有研究的访问学者。他们一般来EAI待两个月, 在离开之前必须公开在EAI作一场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报告。EAI的期刊, 主要有3个, 《中国国际期刊》《东亚政策》《东亚研究所通讯》。
关于EAI与政府的关系。EAI与政府合作关系紧密, 直属于总理办公署, 其研究的经费来源也是政府直接拨付。现任副所长黎良福研究员, 曾经是新加坡外交部官员, 在任期满之后, 可以去东亚所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体现了西方国家智库建设的“旋转门”现象, 即政府官员任期满之后可以去智库从事研究, 而反过来研究人员也可以去政府部门就职, 直接从事决策和咨询等工作。
三、EAI智库的特色
其一, 有一流学者领衔的学术团队。所谓一流的学者, 不仅是学术的头衔, 而且是指学术上有精深的造诣, 具有国内和国外的学历和研究经历, 在政府、公众和国际学术界有公认的知名度的学者。如王赓武教授, 曾经担任香港大学校长, 对海外华人研究的成果国际公认;黄朝翰教授, 用中英文撰写论文400多篇, 是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的专著在国内陆续出版, 研究成果甚至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另外东亚研究所的五位高级研究员:陈刚研究员的关于国际气候和环境的政治研究、郭良平 (GORE Lance Liangping) 研究员的比较政治学研究、TONG Yueting, Sarah (仝月婷) 研究员关于世界经济与中国问题的研究、LAM Peng Er (蓝瓶儿) 研究员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ZHAO Litao (赵力涛) 研究员关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他们的中英文的研究成果很多, 包括论文和专著。
其二, 有国际学术交流的浓厚氛围和研究氛围。EAI的研究人员和访问学者, 规定必须每周二上午参加专门的学术讨论, 就东亚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热点问题开展讨论。每周五下午有专门的学术讲座, 平均每周有1-2次, 每年平均有一场自己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能够及时了解最新动态, 把握国际发展形势, 对于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东亚政治有深入的、长期的跟踪研究。在日常的科研沙龙上, 经常讨论, 具有比较浓厚的科研氛围。
其三, 有灵活的智库管理制度。第一, 人事管理制度灵活, 有正式在编的和临时访学的流动编制两种方式。东亚研究所采用西方的教育体制, 教授很少, 只有三名。另外有5名高级研究员, 剩余的是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有四个研究方向, 中国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政治、中国和东南亚的社会政策。在人员设置上, EAI比较灵活, 其中行政人员为7人, 其余约10名左右的是灵活的聘任制, 短期的访问研究员, 每年来自全球各地的著名大学的学者在东亚所进行短期的讲学和交流。第二, 科研管理制度灵活, 不存在盲目的硬性的规定, 必须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论文。据笔者访谈了解, EAI的管理方式比较自由民主, 不经常开会。正式在编的研究人员 (STAFF) 需要每天上班, 每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一般是聘任制。在科研考核上, 不硬性规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但是每人每年需要撰写4篇东亚所的政府决策咨询报告。但是EAI的研究人员不承担教学任务, 主要从事科研和政策咨询工作。在考核指标上东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和NUS的教师管理和评估体系一致, 每年需要撰写4篇BB (background brief) , 相当于国内的决策报告。这种报告直接上交到总理办公署, 供政府决策参考。第三, 经费管理灵活。除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费, 还有政府的资助。EAI与政府合作关系紧密, 直属于总理办公署, 其研究经费来源也是政府拨付。科研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的专门经费和UNS的经费, 但是NUS的管理特别是对教师的管理又不完全适用于EAI, EAI具有较自由和独立的权限。
其四, 有丰富的图书资料。EAI和国内的很多高校、研究所交流紧密。一方面表现在EAI召开的研讨会上经常能够邀请到国内知名大学的知名学者来参会交流, 另一方面则是及时收集到国内的最新的图书报刊资料。EAI的图书报刊资料收集比较全面。EAI三楼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 有280 000册。笔者可以查阅到历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大复印资料”、《半月谈》以及中国国内的著名核心期刊, 如《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行政管理》《世界经济与政治》《管理世界》《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社会学研究》等等。此外还有香港、台湾的期刊, 以及大量的英文期刊和图书。图书馆具有各类中英文报纸, 包括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等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报纸。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巨大的网络资源为EAI的研究人员查找资料、开展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其五, 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例如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教授的系列专著《保卫社会》《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未竟的变革》《中国国际命运》《改革及其敌人》《为中国辩护》在中国国内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引起广泛关注。郑永年教授曾在中国的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2篇论文, 郑永年教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专栏, 有定期的时政评论, 对公众的社会影响力较大。再如赵力涛高级研究员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3篇论文。EAI的期刊有SSCI来源期刊的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英文期刊EAST ASIAN POLICY。EAI的研究成果有专门的网站公布, 近五年来笔者检索到有中英文著作36部。此外, 还有大量的中英文论文、《联合早报》上刊登的EAI学者撰写的时政评论, 递交政府的咨询报告等等。另外, 在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重大项目中, 如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 都有东亚研究所的学者参与。
四、新加坡智库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第一, 更新智库建设观念。中国的智库建设必须及时更新观念, 与时俱进。应该树立“全、特、专、协”的四字观念。“全”, 就是全球化视野。中国的智库建设不能固步自封, 自娱自乐, 不能满足于对政府现有决策的论证, 而应该具有前瞻性、独立性和全球性。应该把握全球化的大趋势, 积极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增强国际平台的话语权, 传递和发出中国的声音和理念。“特”, 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智库建设应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智库建设和国际智库的不同在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深刻把握。中国智库具有好的平台和基础, 数量众多的科研人员。今后应该坚持中国立场, 服务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献计献策,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话语体系, 扩大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专”, 就是专业能力。中国智库建设也要具有品牌意识, 努力实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有“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 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的目标。努力打造一批有特色的智库、知名的专家队伍、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形成国际和国内共识的研究品牌和重点领域的特色成果。“协”, 就是协同创新。中国智库数量众多, 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加强合作交流, 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体制束缚, 信息共享, 资源共享, 避免重复研究。这一方面, 政府实施的协同创新计划已经启动。通过评估建立一批协同创新的基地, 将某一地区的某一学科的不同高校、社科院、党校、政府研究室的相关专业的学者融合于基地, 共同协作, 进行科研攻关。
第二, 中国智库要走出去, 发出自己的声音。当前迫切需要改变智库失语和失信的现象。智库需要走出去, 一个是走向社会, 从封闭走向开放, 一个是走出国门, 与国际对话和交流, 争夺话语权。智库要与社会多交流, 与政府官员、特别是国际上多交流, 争夺自己的话语权, 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积极举办和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向公众开放免费的讲座。这一方面EAI的做法值得借鉴。EAI每周都有提前商议好的选题, 在网站上提前发布, 或贴海报以告之公众、学者和学生即将举办的讲座的内容、时间、地点和主讲人情况。在EAI的会议室有专门的成果展示的窗口和平台, 有免费的咖啡、饮料。有EAI学者研究的成果包括期刊、专著, 凡是来参加听讲座的公众可以任意免费取阅, 带走一份。讲座是免费的、开放的, 公众、学生、教授都可以参与, 而且安排有半小时的专门的答疑互动。
第三, 加强智库的管理制度创新。当前中国的智库建设还受到传统的旧体制的束缚, 没有活力, 如人事制度, 经费制度, 科研制度等。应该鼓励引进来和走出去, 与国际接轨对话, 有的成果 (保密的除外) 可以交流, 包括和一些国家的智库学者对话, 政府部门对话。
首先是人才培养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 一是注重引进人才, 特别是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二是注意引进原政府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 因为具有政府部门背景的研究人员, 既有理论功底, 也有实际工作经验;三是建立人才培养和交流制度, 通过相关的制度和培训考核, 鼓励45岁以下的国内智库的青年学者出国访学, 拓展研究视野, 和国际一流高校和智库学习交流。
其次是人才流动和管理制度。智库应当是开放的、流动的。可以借鉴EAI的经验, 灵活采用短期聘任制, 聘请海外国际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员前来国内的智库访学, 交流。因为一般是两个月, 支付两个月的工资, 成本不高, 而且是流动的, 可以及时和国际接轨, 了解到最新的科研信息动态。
再次是科研管理制度创新。一方面, 智库的咨询研究需要重视社会调查和实证研究, 鼓励研究人员走出去, “深入基层实际、深入群众, 获取翔实准确的一手资料。”[8]这样才能撰写出结论科学、可信的高质量的研究咨询报告。另一方面则是需要营造宽松的民主的科研管理环境。“减少研究禁区, 为政府决策参考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允许对有争议或政府已经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开展深入客观的研究, 提出不同的观点。”[9]另外就是科研经费的渠道应该多元化, 争取政府、企业和其他渠道的多方支持。在课题的评审和结项方面, 尝试政府主导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 建立专家库实行同行专家匿名评审, 保证成果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四是加强科研成果宣传和转化机制建设。智库的科研成果应该加大市场化宣传力度, 不能孤芳自赏。可以仿效EAI的经验, 采取多种形式, “如召开学术研讨会、发表公开演讲、邀请名人政要到智库演讲、接受媒体采访、开设报刊专栏、到议会作证、专访政府官员、为决策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充当政策幕僚、聘请政府官员到智库兼职、充当顾问或从事访问研究等。”[10]除了一些涉及保密的科研成果外, 智库的一般科研成果应该及时向社会和公众公开, 便于公众了解和监督, 便于学术的交流。如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每年都要出版大约24本专著, 定期出版季刊《布鲁金斯评论》、《布鲁金斯经济论刊》, 每年在各地召开100多次研讨会, 加强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交流”[11]。
第四, 加强高校智库建设, 需要推进协同创新。加强高校与政府、企业深层次的多领域的合作, 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将政府的决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时效性结合起来。项目和课题是联系智库和政府以及企业的重要纽带。从高校实际来看, 高校具有人力资源优势, 开展智库研究具有条件和基础, 关键是转变思维, 走出去和引进来, 加强与政府以及媒体的对话。从EAI的智库建设来看, 作为一流智库, 高校具有先天的优越性, 可以将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结合起来。高校的智库建设要求具有战略眼光, 超前意识, 长远的研究方向。同时具备打应急战的准备, 重视研究的时效性。推进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进协同创新基地建设, 即集合某一城市的社科院、党校、几所综合性大学的相同或类似学科的专家学者, 形成人力资本优势, 避免重复研究, 对一些事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的重大课题进行协同创新研究。教育部于2011年启动“协同创新计划”, 设立了一批协同创新中心, 将高校、企业、政府、相关机构联合协同起来。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协同创新基地建设, 在科研经费、管理、人员等方面开展灵活多样的机制, 真正促进高校智库建设。如南京大学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3) 就是教育部首批14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之一。这一模式代表了中国高校智库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第五, 应大力发展民间智库。在智库发展中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民间智库。借鉴国外的经验, 民间智库因为资金来源不依赖于政府, 因此可以保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和公正性。特别是中国目前的几千家智库中大多数是依赖于政府, 研究人员为事业单位编制或者是公务员编制, 研究的课题项目、研究经费、项目结项评审都是由政府部门主管。因此, 其研究的成果往往容易偏离公正性, 成为对现行政策的论证和阐释。而如新加坡这样的EAI国外智库则不同, 其一方面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受政府的制约, 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开放性。政府管得不严, 智库的学术研究民主化和自由化, 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 学者可以具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综上所述, 加快建设一流的智库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迫切需要, 中国的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循序渐进, 逐步发展, 向国际智库学习。只有加快智库的相关管理制度创新, 转变理念, 才能真正为促进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献计献策, 提供智力保障, 发挥出更多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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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资料来源, 笔者翻译于英文的东亚研究所的历史沿革, 参见东亚研究所网站, 网址http://www.eai.nus.edu.sg/about_us/mission.html.
2 资料来源, 笔者翻译于英文的东亚研究所网站, 参见东亚研究所网站, 网址http://www.eai.nus.edu.sg/about_us/mission.html.
3 南京大学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于2012年7月, 由南京大学牵头, 外交部、海南省、国家海洋局三个政府部门支持, 联合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组建。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 以实现南海权益最大化为目标, 以多学科协同创新为主体, 以“文理-军地-校所-校校协同”为路径,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 全面推动南海问题的综合研究, 服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中心围绕基础研究、动态监测、战略决策等三大方向, 构建“南海史地与文化”、“南海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南海法律研究”、“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稳定”、“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南海舆情监测与传播管理”、“南海遥感动态监测与情势推演”、“南海问题政策与战略决策支持”、“南海国际关系研究”九大研究平台, 启动南海维权证据链及基础数据仓库建设、南海问题话语权建设、南海预警及应急响应研究、南海战略决策支持、南海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 全力打造集学术创新体、高端智库、人才培养基地、国际交流对话四大功能与目标于一身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资料来源参见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网站资料, 网址http://nanhai.nju.edu.cn/5789/lis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