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发史上一个重大创举和成功范例，就是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的苏州工业园区。
如今苏州可以与比肩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深圳，苏州工业园区可谓功不可没！1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30%以上，人均GDP接近德国……
本文是原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2008年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写的回忆文章。作为创建园区的亲历者，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陈焕友在文章中披露了很多苏州工业园区创立前后不为人知的有趣细节，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1、会谈中，我和李光耀资政都叮嘱双方记者，千万不要把有关200亿美元投资一事传出去。哪知当晚中方一位记者就向香港发表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定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很大震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2、我们正在与新加坡洽谈的苏州工业园区，尽管采用“合资开发”形式，但也属“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虽然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国内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无端争论犹在耳边。
3、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是个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国务院对外有个说法，这样对新方好交代。”他说：“好！对外就说，陈焕友同志受国务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会谈工业园区项目并草签协议。
陈焕友，男，1934年1月生，江苏南通人，大学学历。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自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以来，14年弹指一挥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长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先进位造业为主体，现代服务业、科研教育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成为既出物质文明成果又出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化、国际化、园林化新城区，成为江苏、全国乃至在国际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对外开放窗口。
今年（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苏州工业园区创建的艰难历程，我作为参与者、推动者之一，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一友好交往 抓住机遇
1990年4月，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为新形势下坚持改革、扩大开放注入了强劲动力。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新的篇章。
1992年9月下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副总理王鼎昌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会见后，提出要到江苏的无锡、苏州看看。外交部通知我省做好接待安排。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亲自倡导，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当时我是江苏省省长，很想学习新加坡快速发展、社会管理的经验，为江苏建设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省份提供借鉴。我与时任省政府秘书长段绪申、省外办主任吴冬华等同志一道，从南京专程赶到无锡硕放机场迎接李光耀资政一行，9月30日和10月1日全程陪同，先后在无锡、苏州参观考察。
90年代初的江苏经济，刚刚走过80年代被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正在实施接轨浦东和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三沿”发展战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全省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筹划建设苏中、苏北高等级公路以及几座新的长江大桥，抓紧建设太湖、淮河水利工程和以电力为主的能源等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们还在酝酿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等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各类人才的方案。在经济体制加快转轨，开放型经济蓄势待发的重要时刻，接待好李光耀资政一行，当面请教新加坡发展现代经济的理念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将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送上门来难得的学习借鉴和交流沟通良机，我让省外办特地从上海租了一辆加长的奔驰轿车，用于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既减轻客人的旅途疲劳，也为我和李光耀资政边看边谈提供便利。车上坐了6个人，李光耀资政坐在后排中间，李夫人和我分别坐在他的两旁，中排的座位坐着翻译，前排坐了司机和警卫。我一面陪同李光耀资政参观，一面抓紧时间与他交谈。我向他提了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也向我了解江苏省特别是苏州、无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情况，双方谈意甚浓、兴趣盎然。在太湖的游船上，在苏州的园林里，我们一边欣赏江南美景，一边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最后，我在苏州竹辉饭店为新加坡客人举行告别宴会，席间宾主交谈甚欢，气氛热烈。我问李光耀资政对这次访问有何感想？他评价我对江苏和无锡、苏州的情况“了如指掌”，回答他的提问“对答如流”。
李资政听说我1991年曾应新加坡民间邀请访问过新加坡，这次又专程从南京赶来，全程陪同他参观考察，非常感动。他问我对新加坡和他本人有何看法。我说，新加坡在您领导下把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完备的法制建设同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他听了十分高兴。
我提议：李光耀资政一行首次访问苏州、无锡，时间短促，而双方想谈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以江苏省省长的名义邀请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明年（即1993年）春暖花开之时再来美丽的苏州考察访问，深入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李资政当即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1992年11月，我派时任苏州市市长章新胜和其他几位同志出访新加坡，此后陆续派了几批专家组去新方考察，新加坡方面也先后派了几批专家来苏州考察，为双方合作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中新双方专家在金鸡湖上划船考察
二几经周折 艰辛起步
1993年5月，李光耀资政一行应邀访问苏州。按照原定计划，我拟邀请李光耀资政5月15日左右到访，因为5月10日我将在香港出席江苏省经贸洽谈会开幕式，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众多贵宾应邀参加。就在我即将赴港参加经贸洽谈会前夕，突然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将提前于5月10日访问苏州，并建议11日上午在苏州竹辉饭店与我见面，正式会谈合作项目；二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定于5月10日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这三件大事碰到一起，我真感到分身乏术，必须赶紧调整工作日程。
为了如期接待李光耀资政一行，我一方面急电正在马来西亚访问、刚刚当选尚未到任的副省长王荣炳同志赶到香港，代表我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另一方面我提前赶到香港，对主要贵宾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为我无法出席经贸洽谈会开幕式表示歉意，取得香港朋友们的谅解。香港朋友们的表现令我十分感动。李嘉诚先生专程到我下榻的宾馆看我，他说：你有急事赶回苏州，不能参加洽谈会开幕式，我也就不参加了，但我一定派助手参加。他还和我探讨了双方在能源和钢铁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邵逸夫先生请我到他家吃早饭，又主动提出陪我到邵氏公司有线电视台参加直播节目。他说：焕友省长这次来香港招商，不能亲自参加经贸洽谈会开幕式，你可以免费利用我的电视台，在礼拜天早晨八点至八点半这个黄金时间段，直接向广大香港市民介绍江苏的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我在演播室内接受电视台主持人访谈，86岁高龄的邵老先生在外面等了30分钟。周南同志一定要请我吃了晚饭，才让我离开香港。我也与霍英东先生通了电话，向他表示歉意。
5月9日晚，我从香港直飞上海。10日上午参加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会议期间，我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把李光耀资政要来苏州和我商谈合作的情况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同意我去苏州接待客人，还要我代表他向李光耀资政问好，并要我把会谈情况及时向他报告。10日晚，我从上海赶到了苏州。
5月11日早晨，李光耀资政和夫人、王鼎昌副总理和夫人、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郑东发先生等在竹辉饭店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等候我。他们见到我十分高兴，听说我辗转于香港、上海、苏州，风尘仆仆，按时赴约，都非常感动。李光耀资政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我为人讲信誉，辛苦了。我和新加坡客人共进早餐后，宾主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一致同意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其目标是：经过十多年时间，投资约200亿美元，建设一个70平方公里、60万人口的具有当代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环境优美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区。苏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原则协议书，我和李光耀资政、王鼎昌副总理，以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等有关人员出席了协议签字仪式。
会谈中，我和李光耀资政都叮嘱双方记者，千万不要把有关200亿美元投资一事传出去。我考虑的是，这200亿美元项目还只是意向中的事，尚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一旦过早外传，会给中新双方合作增加不少变数。李光耀资政也担心消息过早外传，会使我国不少地方领导找他争这个项目。
哪知当晚中方一位记者就向香港发表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定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这个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很大震动，给我们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当时我对在场记者朋友提出保密要求，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1988年6月，刚刚建省的海南省政府在洋浦半岛上划出40平方公里土地为开发区，由熊谷组（香港）公司独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并负责对外招商。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却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公开指责，与被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酿成了著名的“洋浦风波”，开发项目几近流产。
我们正在与新加坡洽谈的苏州工业园区，尽管采用“合资开发”形式，但也属“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虽然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国内改革开放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好，但几年前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卖国爱国”的无端争论犹在耳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江苏一方面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取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尽量讲究策略，“多做少说”，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只做不说”，以减少政治上的干扰。这种策略，现在看来是有些多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必要的。
当年待开发的苏州工业园区地块
三进京汇报 中央支持
在苏州和李光耀资政进行会谈并签订意向性合作协议的当天下午，我将双方商谈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有关情况，发传真电报向江泽民总书记作了汇报。江泽民同志不久在北京会见李光耀资政时说：关于中新合作项目放在哪里，我作为中央领导人不便明确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放在江苏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上海近，交通方便。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投资200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准，必须取得国家许多部门的支持。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我带领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苏州市的负责同志，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合作项目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我们分别拜访了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公安部部长陶驷驹，还拜访了建设部、劳动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法制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都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我又找机会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我必须直接向李鹏总理当面汇报。那时李鹏同志生病住在301医院，医院婉拒一切会客。于是我请总理秘书姜云宝同志接通了李鹏总理夫人朱琳同志的电话。经朱琳同志做了工作，医生勉强同意会见8分钟。实际上，李鹏同志和我谈了半个多小时，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明确表态：“你们已经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和新加坡方面已经谈得很深了，我支持工业园区放在苏州，争取合作成功。”当时李岚清副总理分管外经贸工作，我在北京国际饭店向他和吴仪同志汇报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李岚清和吴仪同志都认为这是个好项目，表示支持。有国务院总理、分管外经贸工作的副总理和对外经贸合作部部长表态支持，我心里踏实多了。
在我多次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国家有关部委汇报项目、争取支持的同时，我们和新方就合作共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多次进行磋商。1993年国庆节前，新加坡驻华大使郑东发先生向我提议：为了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新方领导人已两次来中国了，就像一对年轻人谈恋爱应当你来我往，希望中方也派一个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加速项目洽谈进程，为双方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正式会谈并签订两国合作协议做好准备。
我觉得新方提议言之有理，很快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汇报，建议国务院派一位领导同志率政府高级代表团出访新加坡。朱镕基同志表态说：“好！我赞成。你先去请人吧！哪位同意去，我来批准。”我就去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请示，请他们能带团出访。请了几位，都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我把请人的情况向朱镕基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实在没有人去，那就你带团去吧！”
当时，我是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我对朱镕基同志说：“我是个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国务院对外有个说法，这样对新方好交代。”他说：“好！对外就说，陈焕友同志受国务院委托，代表中方和新方会谈工业园区项目并草签协议。”我又提出：“我当代表团团长可以，是否可以请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担任代表团的高级顾问，并请他牵头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专家组，和我们江苏省政府代表团一同去。”朱镕基同志说：“胡平同志当顾问当然可以，具体事情你们商量吧！”接着，我省和国家有关部委抓紧组团，准备出访新加坡。
10月中旬，中方代表团即将出发，又出现一个新情况：这时党中央决定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学习《邓选》第三期学习班。于是我们赶紧去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向他汇报我受国务院委托要带团到新加坡谈判苏州工业园区项目，胡平同志担任代表团高级顾问，请他批准我们请假。胡锦涛同志非常体谅我们的困难，说：“中央规定正部级干部都要参加学习班，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请假，你作为特例可以批准请假，胡平同志还是先参加学习，稍后一点再去新加坡参加签字仪式。”
四赴新谈判 忽生意外
1993年10月18日，我受国务院的委托，率领中方代表团前往新加坡商谈苏州工业园区项目。代表团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江苏省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部分是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同志牵头的由国家有关部委副部长或司局长组成的国务院专家组，还有一部分是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等组成的工作小组。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在李光耀资政向我国政府提出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意向、我们与新方多次商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就借鉴新加坡经验和商务等方面的原则问题进行谈判，为不久两国中央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约做好前期准备。
谈判是草签协议的第一个程序，也是最艰难的前期工作。几天后，正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在省里主持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孙家正同志给我打来紧急电话：金陵石化南京炼油厂储油罐发生特大火灾，炼油厂附近还有化肥厂、烷基苯厂和其它化工企业，扑灭大火万分紧急。
我接到这个电话，一下子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我当时身为省委书记兼省长，省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回去怎么行呢？可谈判正处于紧张阶段，团长一走，谈判如何继续？特别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的专家组，是好不容易才请到一起来的，要是再次把他们请回来可是难上加难了。两件大事胶着在一起，我心急如焚。考虑再三，我坦诚地跟李光耀资政商量：我暂时回国几天，大火一灭立即赶回来。李光耀资政对此表示理解。我又跟北京来的同志们讲明情况，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于是我带了秘书刘方同志匆匆赶到新加坡樟宜机场，准备回国。
那天真不凑巧，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航班没有机票，我们购买了到广州的机票，可飞机临时发生故障，不能按时起飞。我在候机厅等了五六个小时，踱步沉思，焦急万分，最后决定直接给李鹏总理打电话，把中方与新加坡方面谈判的工作进展和南京炼油厂突然发生大火的情况向李鹏总理作了汇报，请示他如何处置。
李鹏同志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回来，既然谈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经过多方努力又有了很大进展，你作为团长，突然走了，也不好办。我马上了解一下火灾情况，并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赶到南京去。”
听了李鹏总理的指示，我虽然人暂时留下了，但心一直牵挂着南京。罗干同志到南京亲临现场指挥，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许多领导同志日夜操劳，广大消防官兵、解放军和武警指战员、公安干警以及金陵石化公司与炼油厂干部职工奋勇拼搏，大火很快就扑灭了。罗干同志立即给我打电话说：“焕友同志，南京炼油厂的大火扑灭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谈判，签了字再回来吧！”我在电话中一再向他表示感谢，继续率领代表团与新加坡方面进行谈判。
五注重“软件” 创新模式
实地考察新加坡的经济和公共管理，为未来苏州工业园区结合中国国情、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作出可行性分析与结论，是我受国务院委托率团访新的主要工作之一。
为此，国务院派出了专家组，成员分别来自特区办和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财政部、建设部、劳动部、公安部、税务总局、土管局、法制局等九个主管部门，省、市代表团成员也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代表团在访新期间，分头考察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新加坡方面也在李光耀资政的亲自安排下，做了精心的准备。李光耀资政专门指示：采用开放的办法，积极配合考察，中国代表团要看什么就让客人看什么，每到一处都由主要官员介绍情况。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是党的十四大的重要精神。借鉴新加坡经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的。在中新双方为合作开发工业园区的接触和酝酿中，如何通过工业园区的开发，结合中国国情、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始终是我们洽谈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对邓小平同志倡导借鉴新加坡经验的积极回应，新加坡方面也通过外交信函，以李光耀资政的名义，向我国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与中国分享管理软件的建议》。
我率团对新加坡“软件”进行了多日考察，分别走访了新加坡的35个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新加坡软件”和邓小平同志指示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代表团一致对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可行性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几个月以后，江苏省政府根据这次考察的成果，对新加坡“软件”进行了分析归纳，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苏州工业园区所必需的，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司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以部分吸收其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分。
10月26日，我和新加坡贸工部长丹纳巴南，签署了新加坡政府机构向江苏省苏州市提供经济和公共管理“软件”的备忘录。苏州市长章新胜同志与新方吉宝财团主席沈基文先生，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协议书。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前的手绘规划图
苏州工业园区实景图，与当年规划高度吻合
六调整区划 着眼长远
中新双方合作都有诚意，同时因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加上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谈判桌上的争论不可避免。
谈判中首先遇到合作项目的名称问题。新加坡有一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办得很成功，新方想和我们合作的就是裕廊工业镇的模式，因此他们开始也想叫“苏州工业镇”。我们中方认为，“镇”在中国是行政单位，中外合作建设一个行政单位不妥，容易造成误解。
当时确有一些流言蜚语在极少数群众中传播，说苏州要成为新加坡的殖民地了。这个话后来传到李光耀资政那里，他说：“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呢？”于是我们双方协商，不叫“镇”，叫“园区”，这样就是一个经济地域的概念了，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定名为“苏州工业园区”（英文名为Suzhou Industry Park，简称SIP）。
谈判中对工业园区的具体位置很快形成了共识，因为双方专家事先作了反复调研论证。我和李光耀资政分别听取了各自专家们的意见，并分别进行过实地察看，一致同意按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业园区放在苏州城东金鸡湖周边地区。后来，我们省、市领导同志将苏州城市总体规划概括为“东园（工业园）西区（新区）、古城居中”，就是这么来的。
谈判中还遇到工业园区的开发范围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新方的投资信心和园区的长远发展。一开始，我们和新方商量，将工业园区的规划面积定为70平方公里。但有关方面只同意8平方公里。我们怕影响新方的投资信心，经商定并明确：按70平方公里做规划布局，前期先搞8平方公里，中新两国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里称之为“首期开发8平方公里”。
协议中的“70平方公里”，牵涉到苏州郊区和吴县的5个乡镇，沟沟坎坎，边边角角，很不好规划。如果控制不好，县（区）乡（镇）在苏州工业园区70平方公里周围各自搞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群，不利于长远发展。我从新加坡回国后反复考虑，经省委集体研究决定，把这5个乡镇的200多平方公里一次性划归工业园区，统一规划管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园区马上要动用这么多的土地，而是归工业园区集中管理、统一规划、滚动开发。
这个决策在今天看来比较合理，但在当时从决策到实施都费了很多的心血，主要是大家要统一思想，服从工业园区长远规划的大局。1993年11月，经过省长办公会议研究，省委几位副书记也一致同意，将苏州郊区和吴县的5个乡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统一管理，由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一个电报给苏州市政府，先把原则定下来，再逐级做工作。
1994年春，我带领省里20多位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去苏州现场办公。其中有省级领导许仲林、俞兴德和梁保华同志。我在苏州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我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这个决定，是从省、市、县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苏州市的领导同志顾全大局，表示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我们终于把园区开发范围这个“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来，那时候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含糊，对以后工业园区的长远发展将是十分不利的。
市里认识统一了，那吴县（当时已改名为吴县市）领导班子会不会有不同意见呢？于是会议一结束，我就和几位省级负责同志一起赶到吴县。由于时间紧张，我们来不及到吴县东山宾馆去，就约吴县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太湖旅游度假区会面。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为了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长远需要，省委、省政府决定，把苏州郊区的娄葑乡（镇）和吴县市的斜塘镇、跨塘镇、唯亭镇、胜浦镇共5个乡镇成建制划归工业园区统一规划和管理，你们有什么意见？”他们两位态度非常好，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回到南京，我们就用省政府文件把区划调整的决定正式印发下去。
实践证明，行政区划的及时调整，有效地避免了园区发展过程中分散、重复、低水平开发的现象，为苏州工业园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确保工业园区持续、健康、高速度、高水平地发展，最终成为苏州的现代化新城区。
七领导拍板 园区启动
对苏州工业园区实行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是中新双方谈判的一个大问题。新方开始希望苏州工业园区能享受深圳、珠海等特区的优惠政策，可是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宣布，中国的特区不再扩大了。这又成了谈判中的一个焦点。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我抓住一切机会做工作，请求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给予支持。
在我受国务院委托率团去新加坡谈判出发前几天，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来到南京，和我们研究江苏省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方案。朱镕基同志和我在南京金陵饭店只谈了45分钟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俞兴德同志和财政部常务副部长项怀诚同志也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省财政厅厅长施学道同志和财政部地方预算司司长对具体测算方案也很快达成协议。
这样，江苏省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方案经过一天多时间就谈成了（我省和中央财政分成比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基本原则没有改变），进展十分顺利，朱镕基同志非常高兴。我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汇报，我过几天就要率团去新加坡，商谈中新两国合作共建苏州工业园区项目并草签合作协议，有关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肯定是谈判中不可回避的难题，请党中央、国务院给予支持。
朱镕基同志听后明确表态：你可以跟李光耀先生讲，苏州工业园区虽然不能完全享受深圳、珠海等特区的优惠政策，但可以参照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这叫做“不特有特、特中有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苏州工业园区优惠政策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我率团赴新加坡谈判期间，还遇到一些与一般经济合作项目不同的问题。比如，园区内的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等涉及维护中方主权的问题，规划中的公共用地、绿化用地与地价分摊问题，供气、供电、供水规划建设的双方承担及供应价格问题，借鉴新方管理经验的软件转移方式问题等等，经过双方友好协商都得到妥善解决。会谈中，李光耀资政主动提出，新方将向苏州工业园区输出规划、建设和管理软件，免费为中方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得到了我们的完全赞同和衷心感谢。
代表团在新加坡访问近10天时间，新方以高规格接待了我们。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总统府会见并宴请了我和胡平主任。新加坡总统王鼎昌、总理吴作栋分别会见了我。李显龙副总理会见了我和代表团主要成员，并出席了签字仪式，当晚还设宴招待了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
经过10天的正式访问和紧张工作，我率领代表团带着丰硕的成果回国。不久，我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1994年1月21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苏州工业园区项目情况汇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李岚清和国务委员宋健同志以及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我以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汇报了中新双方谈判结果、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情况和请示，副省长、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荣炳同志列席了会议。朱镕基同志代表国务院作总结讲话。会议决定原则批准中新双方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并同意随后不久举行中新两国总理会谈和正式签定合作协议。
1994年2月11日，国务院给江苏省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策，赋予园区较大的审批权限，同意园区在坚持和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对我适用的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批复明确“不要求园区内设机构同上级机构对口设置”。
2月26日，李鹏总理和吴作栋总理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正式会谈，李岚清副总理和李光耀资政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苏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有关方面签订了《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协议书》和《商务总协议》。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谈和签字仪式。
中新双方签约照片
3月16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省级机关领导干部大会，在职和离退休的副厅（局）级以上干部3000多人参加大会。我在会上强调：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是我省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性举措，是我省当前改革开放的头等大事，是我省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要全省动员，统一认识，齐心协力，争取成功。江苏与会同志群情振奋，一片掌声。
为了保证合作建设的顺利推进，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新两国政府联合协调理事会，中方主席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担任，新方主席由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先生担任，在更高层面上协调解决园区开发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会议现场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经过江苏省、苏州市和新加坡方面的紧张准备，苏州工业园区于1994年5月12日正式开工建设。我和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副省长王荣炳、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和苏州市领导梁保华、王敏生、章新胜、陈德铭、叶坚、王宏民、颜伟同志等，新加坡裕廊镇管理局、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财团负责人王康钦、林子安、林得恩、郑维强、曾士生先生等出席了开工典礼。
1995年苏州工业园净水厂奠基仪式，左三为李岚清，左四为李显龙
八抚今追昔 满怀喜悦
中新合作共建的苏州工业园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李光耀资政等新方领导人的真诚合作下，依靠国家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经过江苏省暨苏州市几任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的坚强领导、精心组织、全力支持，苏州工业园区几任领导班子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勤奋努力、奋力拚搏，大家怀着一心一意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做成事、不出事的执著追求取得成功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新方和中方历任负责人在园区的开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1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30%以上，累计上交中央和省市各类税收700多亿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0万个。2003年，园区经济总量达到了开发之初苏州全市的水平，等于10年再造一个新苏州。2007年，园区GDP达到836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6.3亿元；进出口总额569亿美元；万元GDP能耗0.36吨标准煤。目前，苏州工业园区人均GDP接近德国，单位COD、SO2排放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8和1/40，综合发展指数连续多年居国家级开发区前列。
1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合同外资33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42亿美元，注册内资1250亿元；以占全国十万分之三的土地，创造了占全国约3%的IT产值和17%的IC产值，初步形成了内资外资“双轮驱动”、先进位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引擎”的发展格局；最近三年连续保持每年约40亿美元注册和20亿美元到账的引进外资规模，连续三年新增创新创业项目和服务业项目“双超”生产型外资项目，连续三年科技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翻番增长。
1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和“适度超前、滚动开发”的原则，先后编制实施了300多项具有法律效力的专业规划，投入400多亿元资金，按照“九通一平”标准，高质量完成了基础设施开发。苏州金鸡湖地区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和园林化的新城区。
1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坚持自主地、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累计派出2000多人次赴新加坡学习培训，先后编制实施了80余项新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初步建立了“公开、公正、公平”透明规范的管理体制，构建起了“精简、统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机构。园区牢固树立“亲商、亲民”的理念，率先在全国开展多项“先行先试”改革探索，实现了“管理主体和开发主体政企分离”、“充分授权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本级财政零费率”、“SZV空陆、陆空双向联运”、“预筹积累式公积金”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多项新突破。苏州工业园区的中新友好互利合作全方位推进，为我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苏州工业园区的创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园区在结合国情系统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开发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对全省乃至全国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国际合作的坚定信心和决心。综观今日之苏州工业园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机勃勃，其发展大大超过创建时的预期。展望明日之苏州工业园区，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作为先后担任省政府、省委主要领导岗位的负责人，我为苏州工业园区的创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2000年1月上旬，我离开省委书记岗位以后，省、市和工业园区几任领导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又大踏步前进，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当我现在来到苏州金鸡湖畔，漫步在高楼如林、绿树成荫，既富有江南水乡特色、又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城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内心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