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写到2002年6月底，我最后一次以新加坡方秘书的身份参加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会议，之后政商代表团大部队从烟台经北京返回新加坡，而我直接从烟台飞上海，7月1日正式赴任，担任新加坡驻沪商务领事。
向往与期待
我对这个新职务是很向往的。
一、2000年5月，我通过一轮笔试和两轮面试，为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现称“企业发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所录取，于是从民防部队的武吉知马消防局局长（中国称为“中队长”）任上辞职。虽然都属于公务员，但是两者工作性质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完全不一样，起初我做得很吃力，需要花大力气转型。短短两年后，贸易发展局愿意派我驻外，尤其驻上海，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认可，也说明我这个转型还是可以的。
照片说明：笔者2000年指挥武吉班让轻轨（Bukit Panjang LRT）消防演习之后接受电视新闻采访。
二、贸易发展局负责的是协助新加坡企业国际化，在贸易发展局工作，如果总是在总部机关而不驻外，就跟消防官只坐镇总部遥控而不领兵救火一样，毫无意义。唯有在最前线，才能有最好、最及时、最接地气的接触实战的机会，也才能最好最快地取得个人发展。贸易发展局愿意派我驻外，尤其驻上海，是对未来能力的培养，这是我十分期待的。
三、驻外人员相应待遇福利。除了正常工资，驻外人员都有生活津贴。生活津贴是根据地点而定的，级别相对低的人员（例如随员），津贴有可能比月薪还略高一些，级别高的人员（例如参赞），由于月薪本来就高，津贴相对来说就不高了（然而，总没有人嫌钱多的）。如果带家属，津贴还要高一些。单位提供高档公寓甚至洋楼作为住宿，运气好的话还配有车子。如果学龄孩子一起驻外，那么单位还会负责国际学校学费。此外，如果在新加坡有房子，那么驻外的这几年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这又是一笔额外收入。
四、我是第一次驻外，领到外交护照后，感受到外交官的许多礼遇。在机场可以走外交通道或特别通道，不必跟大伙儿排队；用的车子挂着使领馆的特殊牌照，跟随大使或总领事外出时还插个国旗迎风飘扬，当年买汽油都可以退税；出席各种活动时不是坐前排就是第二排，享受各种礼遇；平时工作联系的中方官员，在省里，副厅长和处长是标配（见楼下科普），在地方上就是地级市书记、市长、副市长、外经贸局局长（现在改称商务局局长）。我们在外派之前得到外交部、内部安全局、贪污调查局及一系列经济部门聆听“行前简报”，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是，我们顶头上司就告诉我们：你们年纪轻轻就驻外，难免轻飘飘，甚至有些人会趾高气昂，要注意啊！不要被虚荣冲昏了头脑！
左：新加坡外交护照；右：中国外交部当年发予外国驻华领事的领事官证
小科普（大致如下，部分重叠，仅供参考）
与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新加坡驻外使领馆各个处室的人员都是从职能部门派驻的，大使、总领事和负责政治、领事工作的同事当然由外交部派遣；商务处的（如我）则由贸易发展局派遣，我们职责是把新加坡企业带出去；经济处的是由经济发展局派遣，职责是把高素质的外国资本、技术等引进来；武官处当然就是国防部的军官主持工作，通常是上校，有些大国则是准将，我甚至见过东欧国家武官是中将，有点吓人；此外，还有科技处、教育处、文化处等，都是常规设置。
我的前任
我被派驻上海期间，我们上海总领事馆有总领事一人，新设副总领事一人，政治领事两三人，领事处领事好像是一人，随员一人，总领事秘书一人，这些都是外交部派驻的。再来我记得是商务领事二人，经济领事一人，文化领事一人，科技领事一人，大概就是这样。
这两位商务领事是我的前任。不是那种前任，而是这种前任。前任一个是W，另一个姓什么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好像是L，此人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副总领事跟我开玩笑说，“好像也没见L做什么事，也没见他写什么报告，但你们都不管他。是不是卧底情报人员啊？”反正我到任之前，L已经离任了，后来很快好像就辞职了，反正从此人间蒸发。说他像情报人员，倒还真有几分像。
W就不一样。W干活儿很拼，也很高调，很受单位器重。他之所以从上海离任，并不是普通的调离，而是因为单位给他发了奖学金，保送他上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念研究生课程，可谓前途似锦，无量光明。
W当时还有个佳话。那年，他向单位汇报，说中国有个重量级调研单位把他列为“影响上海百强人物”，而且出了本书，有书为证。此事非同小可，大家对W刮目相看。
我到任之前，W也已经离开了。两个前任都在我到任之前走了，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找不到钥匙的大保险箱、几把门钥匙、几盒各领域中国人的名片、还有一只摩多罗拉手机。我仔细翻了名片，发现基本没用，都是些对我工作来说可有可无的人物，至于领区内各地方党政领导、主要公司老总这些我们工作最需要认识的人，名片基本不在。唯一的安慰就是L、W各留下一套公家公寓，我爱住哪套，自己随便选。我先是住到徐家汇汇金百货顶楼的那套公寓，但后来觉得有点太大，于是搬去虹桥仙霞路友谊商城旁边的丽晶大厦。
作者2002年摄于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乌鲁木齐中路旧址）。
到任之前，W已经把他名下挂着领馆牌照的伊兰特转卖给我，7000美元。我初到上海的那个夜里，把车子开到公寓外绕了一圈，一不小心却逆行了——新加坡和中国驾驶方向是反的，当时我还没习惯。还好是三更半夜，路上车辆极少，没有出事。
打印机和小型音响系统
我在上海领事任上的第一次重要任务就是2002年8月新加坡贸易工业部长杨荣文率商务代表团访问京皖浙。本次活动一共九天，在北京只有一天，在皖浙却足足有八天，皖浙属于上海领区，而且率团访问的部长又是我上司的上司的上司，本次活动自然是我最重要的一次任务。这次任务后来催生许多项目，我下一篇来介绍。
正在我紧锣密鼓筹备本次活动时，接到了来自新加坡总部的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是从财务部打来的，问我上海办公室有无某某型号打印机和某某型号小型音响系统（mini hifi）。
我说，小型音响系统肯定没有，我们办公室这么小，一目了然。至于打印机，我得对一对型号。
我对了对型号之后，跟财务部说，我们办公室没有你说的这打印机。对方没说什么，谢了一下就挂电话了。
就这样，过了几天，接到直系上司的电话，让我去面谈。一谈之下，吓我一跳。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我记不清楚了，不知每年还是每次交接时，总部都会派审计师前来，这次也一样。
审计发现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发现一张大额发票，大概几千人民币，是由古北家乐福开的，内容是“办公用品”。只有发票，没有购物清单小票。单位派人到家乐福去把购物小票打印出来，一一核对上面的物品，绝大多数物品大概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打印机和小型音响系统明显不属于“办公用品”，而属于固定资产，但又没按固定资产入账。
后来慢慢查，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W在驻北京和驻上海总领馆工作期间，多次报销机票有问题。细节就不说了，看看当年新加坡《联合晚报》的报道就知道大概了：
简单说，就是虚假报销。其实，W所涉及的款额也就“近5000新元”，应该还不到W当时单月的生活补贴，也不到W的月薪。
我印象特别深刻，2002年8月25日傍晚，贸工部长率领的商务团抵达杭州，当晚大概九点多我接到W打来的长途电话，哭丧著说上司不接他电话，让我代他向上司解释和忏悔，“救一救他”。我代他转达了，但上司仍不接他电话。其实，只要一进入立案调查阶段，上司就不方便再有私下接触了，这是常识，但对当事人来说，总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连李光耀当年处理涉嫌贪污的部长时，也是不能见的：
《李光耀回忆录 19965-2000》2015-07版，第189页
W的事十分可惜，当年他才34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而且是获得奖学金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的极少数公务员之一，明显是重点培养对象。如果没发生这事，他一年后学成归来，大概很快就会升副司长，之后，正司长一职指日可待，甚至副局长也很有可能。
因为此事，W在2002年8月被解雇，2003年11月被控，2004年10月被判坐牢八周。此时我都已经辞职下海了。
我在上海短短两年的任上，倒是见识了另一件事。
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是打到我手机上来的。来人兴致勃勃地说，去年我们把W领事列上了“影响上海百强人物”，还出了本书，只要XXXX元；如果您愿意多出一点，我们还可以安排出席什么什么晚宴，而且安排您与这位那位大名人同桌……
至此，恍然大悟。
所谓“百强”，原来如此。
所谓“百强”，竟是如此。
所谓“百强”，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