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求生
在今天的新加坡，不到3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它们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隶属10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评估李光耀的遗产，这些数字或许比令人咋舌的GDP增长更具解释力。
然而回到50年前，这个弹丸小岛的命运归宿似乎将是孤独中窒息。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新加坡独立。24年后，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依然将此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治挫折。“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他回忆录中说，“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头上的。”
1945年，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首要工作都是说服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把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马来亚合并成一个新国家，即马来西亚。新国家于1963年成立，仅一年后，新加坡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大马来西亚的道路被堵死了。
李光耀的独立宣言只有90个字，颇具悲壮色彩：“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
如何“以一条小虾”生存？与当时国际舆论一样，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一度相当悲观。前副总理吴庆瑞说，每当他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他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新经济发展局前主席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美国人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
事实上，早在1956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高于亚洲几乎所有其他地方，超过英国人均收入的1/3；每30个人就有一辆私家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大英帝国的统治。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一个马来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着约三四百人，以捕鱼、采野果、当海盗为生。人们告诉莱佛士：“没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就连神仙鬼怪也害怕，因为这是海盗们用来夜宿的地点。在他们成功地袭击船只和小木舟以后，便在这里分赃，也在这里杀害被掳掠的人。”
对于在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英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赋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块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东临中国海，与加里曼丹岛遥望，是东南亚的心脏地带。从海路上，马六甲海峡是贯穿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桥梁。从陆上看，新加坡通过1056米的长堤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亚洲公路陆路交通的南端门户，经过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可直达西亚，并与欧洲的公路连接起来。
史丹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新加坡的最重要角色是马来亚的海外贸易出口通道。20世纪上半期，国际市场对橡胶、锡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马来亚在1900年的锡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1919年橡胶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
当帝国的向心力消失后，1965年，李光耀所继承的是缺少躯体的心脏。独立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争夺东南亚的领导权。印尼总统苏加诺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结合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目的在于保护帝国主义的石油、锡和橡胶的利益。新加坡与印尼的贸易完全中断。1964年，印尼切断了新加坡来自柔佛的饮用水水源。当时，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饮用水都需要从这里进口。
曾被帝国的权力捂住的民族矛盾的盖子也被打开了。马来西亚实行马来人特权制，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务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高等教育优先、独享某些特殊行业经营等特权。新马分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华种族平等与否的矛盾。放眼整个东南亚，菲律宾严厉限制华侨入籍和中国移民入境；越南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强迫华侨入籍，后来发展到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柬埔寨和老挝一度追随越南的政策。即使是泰国和缅甸也曾经采取过限制华侨华人的政策。
英国人曾经认为：“新加坡迟早必须与马来亚合并，除非我们准备看到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处于东南亚战略核心区的海外中国。”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华人为主的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怀疑为“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集结地。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是“马来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马来海洋中的华人岛屿”。他感慨：“对国家来说，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邻居。他们离得很近，你邻居的树篱长高侵害你花园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树的树枝遮住了你的草地，这样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够的阳光，于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有些人要看我们被毁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成功，他们把它解释为是对他们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种威胁。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李光耀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李光耀看了看摘要，确定该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那位官员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说：“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如何养活200万人？这是李光耀直面的问题，他并没有先例可循。“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内地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他判断，“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
寻找腹地
“新方式”是什么，李光耀当时的想法并不清晰，但他从历史中学到了基本信条。殖民统治结束后，人们曾讨论是否推翻新加坡河畔的莱佛士塑像。这个想法被李光耀否定了。在他看来：“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新加坡开埠后的头30年，贸易并不是殖民当局的唯一取向。各种香料和热带水果种植园与商业场争夺资源，直到病虫害将它们摧毁。种植园主纷纷渡海去大陆另谋出路。从贸易条件上看，并不只有新加坡坐拥地利。荷兰人控制着大片东印度群岛。但为了保卫在东方属地的垄断权，他们小心翼翼，甚至连航海记录材料也秘不外宣。成就新加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莱佛士为这座小岛订立的发展原则：“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视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
李光耀从未想过把这扇门关上。早在1962年，他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讨论交谈，一个观点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色列在敌视环境中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直接同欧美进行贸易。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么去做贸易呢？
1961年，新加坡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开拓沼泽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业区。最初，政府从低端制造业入手，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吸引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经济发展局建过再生纸厂，投资过陶瓷用品生产。这些尝试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败了：新加坡的国内市场太小，即使动用关税保护，也没有办法使国内企业有效地成长起来。
裕廊工业区空空一片。这个小国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技术和资源独立发展更高级的工业。政府期望与日本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合作发展大型造船，但新加坡不生产钢板，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都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1万吨以下的小船。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到1968年，形势似乎更加危急了。尽管李光耀赴伦敦百般游说，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将英军从新加坡撤走。这支英军的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4万份工作。
这年秋天，苦苦思索中的李光耀赴哈佛大学进行短期进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雷·弗农教授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便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参与欧洲和国际经济重建，为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有144家，占70%以上。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李光耀回忆，他并不受困于被外国资本剥削的普遍担忧，“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当时，欧洲和日本是跨国资本的主要东道国。尽管亚洲市场极为诱人，但东南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水平普遍较差，而且正好位于“冷战”争夺的核心区域，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环境都极不稳定。
李光耀为新加坡指明了历史角色：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一个生产平台。为此，他“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他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计划，要让新加坡迅速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数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李光耀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专门负责植树工作。同时，他决定迅速教化自己的人民。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他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李光耀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立刻订下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他给牛羊主人一个1965年1月31日的最终期限。此后，这类牲畜一律被送往屠宰场。令行禁止的效果是：“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政府的殷勤令前来考察的企业大吃一惊。惠普在建厂谈判期间，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但大厦内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才能使用。惠普公司老板体利特来访的时候，为免让贵客爬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不惜从相邻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惠普的决定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李光耀回忆：“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地区太靠近中国内地，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新加坡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对这些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李光耀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
跨国公司令新加坡搭上了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的高速列车。70年代，《时代》周刊等美国最著名的媒体都开始讨论新加坡，热切赞扬它的辉煌成就。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电动机等，是70年代末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使新加坡在80年代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海事工业主靠了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日本造船工程公司、三菱重工等相继在新加坡设厂从事造船事业。炼油工业得益于壳牌、无比、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等的投资。70年代，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的一开始就如此感慨。新加坡全面接受了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企业家、管理和市场的“套装货”。这种深刻的依赖最终使新加坡成为国际生产链的重要一环。用李光耀的话说：“没有跨国公司，我们就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甚至没有整个新加坡。”
新加坡有限公司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人党领袖在一次大选时指责李光耀被“利润”所迷惑，李光耀直截了当地反击：“如果把‘利润’看成肮脏的字眼，新加坡就会灭亡。”
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中详细回忆了好些外交经历。他观察世界的视角颇值得玩味。1973年的英联邦渥太华会议，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的私人客机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他琢磨：“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没有一点收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享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才享有的条件。”1979年，在赞比亚，夫人柯玉芝只买到一颗孔雀石蛋做纪念。李光耀提醒自己：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1990年2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访问新加坡，向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开口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李光耀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搞到这等地步，要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西方嘲笑李光耀建立了一个保姆国家：政府几乎粗暴地管理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规定男性不许留长发。“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李光耀有自己的理由，“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声音有多大？用哪一种语言？你是否可以随地吐痰？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干预，而又没有积极去执行这些措施的话，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建议禁止食用口香糖，因为人们把吃过的口香糖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导致“打扫的开支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最终新加坡干脆禁止了口香糖的销售。
“新加坡有限公司”——人们这样戏谑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国家。这一玩笑倒是说出了新加坡商业立国的本质。就像一名企业家，对于李光耀和他的政府来说，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是效率和效果、成本和收益。而所有政策都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回到1968年的那次访美，李光耀考察了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观察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重构的新加坡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一商业逻辑为一切的基准。
1971年，李光耀在“共产主义与民主制度”研讨会上讲话，对政治、经济和安全三项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现实的政治领导。那就不可能谈到经济发展。……失业的人数就一定很多，危险的内部安全局面也就一定跟着产生。”“如果我们的政治局势继续保持稳定……那么新加坡会有快速的经济发展。”
保持政治稳定是项特别棘手的工作。除了经济可能带来的隐患，新加坡人口组成复杂，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0%，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7%，各自信仰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语言上有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加之国家处在整个东南亚民族矛盾的大环境下，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随时可能被政治裹挟，激发民族分裂和潜在的暴乱。
如何治理新加坡，使之完成过程被极度压缩的现代化，李光耀并不准备因循旧例。他出身在华人上层家庭，原本预备过安逸、稳定的精英生活。1941年，英军战败投降日本，英国统治构成的秩序不复存在。他后来回忆，日本统治之下的生活，让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李光耀在剑桥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学生几乎人手一本。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挑战—应战”的过程，人类面对环境发出的挑战，做出相应的反应，其应战的方式与成效决定了文明的盛衰。
李光耀和他的同侪决定运用权力，以最高的效率应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的最优化选择显然不是英国人留下的民主。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说得明白：“‘民主就是要反对党’的观念对于那些视今天的繁荣和稳定为理所当然，并且以为这种局面会永世存在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生存的政治，而是繁荣永无止境的政治；是那些不懂得新加坡历史的人的政治，这些人不曾站在深渊边缘、不曾有过因灾难随时可能出现的担心和焦虑经历。”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没有适合多党制生存的文化，尤其反对党之所以反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他们另有什么高见，而只是为了搞垮政府……不但提不出健全的计划来促进发展，往往只能施舍想像中的财富，在人民当中造成虚幻的希望，造成好像英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混乱”。
建国至今，李光耀建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牢牢把持着议会。他巧妙地调控反对派。政党活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例如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限制。选区的划分根据有利于执政党获得更多票数的原则来安排。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用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
有时，他采用更加直接的办法。在选举时，李光耀曾以半带威胁的口吻说：“选出在野党议员的选区的居民应觉悟到，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服务。”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逐出新加坡。1981年，惹耶勒南作为工人党的代表成为当时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议员。他拒绝在政策上与执政党达成妥协。于是，李光耀不断将他送上法庭。在80年代的几次诉讼中，惹耶勒南被判定有非法挪用工人党的资金和做伪证罪。他失去了律师从业资格，再加上几次数额较大的赔偿，终于彻底失去了参政所需的金钱与名誉。
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并不缺乏权力人物。不同的是，就像修理市容、教化民众一样，李光耀用权力为新加坡立规矩，将这个弹丸小国紧紧绑缚在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上，决不允许它存在脱轨的可能性。
从1968年开始，顺应跨国企业的要求，政府相继通过《就业法》、《工业关系法（修正）》、《劳动工会法（修正）》，对涉及劳动纠纷、集体谈判、招工与晋升等问题都做出明确规定。工会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凡未经许可而采取罢工或其他抗议行动的则视为非法。法律禁止基本公共事业部门的工人举行罢工，同情罢工者也被视为非法。政府取代工会在劳资矛盾中扮演调停人。从1970年至今，新加坡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事件。
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亲马来人的《马来前锋报》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李光耀回忆：“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许证。”1974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报纸与印刷媒体法》，严格规定了媒体的股权分配界限，明确了报道禁忌。
1983年，李光耀为国家人力资源的储备担忧。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极具争议的讲话。他说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对于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家来说，这种讲话的政治代价都是毁灭性的。但李光耀成立了社交发展署，用专题研讨会、讲座、电脑课程，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旅行的方式当红娘。198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对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育龄夫妇改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鼓励文化水平低的夫妇减少或保持国家规定生育数。
对李光耀来说，政治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回避自己是马基雅维里的崇拜者。“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真正重要的是，当一叶扁舟的新加坡航行在全球化的海面上时，能够躲过每一次足以令它粉身碎骨的惊涛骇浪，成功借力每一轮东风。
从1965年独立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新加坡经济跨越了数个节点。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加坡以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改造了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结构。70年代末，新加坡出现劳动力短缺。政府立刻在1979年着手经济调整，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出口产品升级，集中发展电子、电脑、精密仪器加工、机械、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用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的未来在于我们的脑子，而不仅在我们的手。”
1985年，新加坡经历了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增长下降到了1.7%。情况来得出人意料，这年3月，政府官员还预测能有5%的增长。政府迅速分析问题出现的内部原因：新加坡营业成本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高启，削弱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随即采纳经济委员会开出的药方，实行弹性工资计划等措施，很快扭转了局面。
这次经济低迷还让李光耀认识到过度依赖部分出口工业的弊端，他将经济发展重点转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技能发展空运、通信、物流、航运和货运设备等服务业，由此带动了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了规避风险，新加坡运作亚元股市，建立了国内资金市场，摆脱了对纽约市场的依赖。
所有决策的制定和推行效率都令人惊叹。李光耀后来这样总结新加坡高速发展的经验：“1965到1981年的这十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好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
国际体系的弄潮儿
在“新加坡有限公司”这艘航船上，船长李光耀以严明的纪律打理自己的船队。但相比内乱，来自海面的危险更大。
如何理解新加坡的安全处境？1965年12月，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开幕前，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坚持要求由他的摩托车警卫队护送李光耀到国会。李光耀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他在心中审度局势：“东古（马来西亚总理）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总理是由马来西亚军队“护送”到国会大厦的。
任何轻举妄动和意气用事都将令新加坡倾覆。在李光耀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权只把持在三个人手中：总理李光耀、外长拉惹勒南和国防部长吴庆瑞。从1965到1979年，在国会的记录中，关于对外事务的讨论平均每年只占总记录的2.22%。1974年以前，新加坡外交部只负责收集信息而不参与决策，李光耀会在拉惹勒南默许下直接给驻外大使下命令。拉惹勒南外长回忆起这段经历：“在新加坡，人民的意见是无关紧要的……制定外交政策根本不是玩政治足球。也许这就是我们没有在外交上陷于困境的原因。……我们必须尽可能少犯错。”
1965年，有记者问，新加坡是否会和与马来西亚不合的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时，李光耀饶舌地答道：我们希望同马来西亚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所有对马来西亚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友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但马来西亚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潜台词是：“首先必须记住的是新加坡是个小国，不能在建构东南亚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大贡献。老虎们打架时，小羊参加进去是自找麻烦。”
对中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5年与来访的泰国首相库立会谈时，李光耀透露自己的担忧和难处：“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亚和印尼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为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
李光耀竭力洗清新加坡“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嫌疑。70年代，他与印尼总统苏哈托见面，专门向他解释新加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在决定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之前，李光耀亲自向苏哈托通告了情况。他强调这不过是为了促进贸易，不等同于外交层次上的代表性，以获得印尼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向印尼承诺：新加坡不会赶在印尼之前同中国建交。说到做到，“印尼在1990年8月与中国恢复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李光耀搁置了与马来西亚、印尼的政治矛盾，但是，当他的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商业机会、试图扭转生存危机时，另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是他所不能回避的：对于那些在东南亚上方投下影子的大国，新加坡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战后民族国家普遍存在一股反对大国、排斥大国影响的思潮。大多数东南亚政治家相信，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但李光耀有不同的看法：“在新加坡独立不久，我们认定，小国不能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生存，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加入国际体系，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国际体系。”
新加坡人将他们实用主义的商业逻辑并行不悖地用在了外交上。1976年，拉惹勒南外长在曼谷有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他说：“我们认为大国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事实，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就会有国家实力的层次区别，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强大，所有国家都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流行观点，认为大国力量是邪恶的、危险的、不道德的，其实大国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并不比小国多多少，大国与小国的唯一不同是在必要的时候，大国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实施他们的诡计。大量事实证明，一些不大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威逼、威胁、伤害比它们更弱的国家时也是毫不犹豫的。新加坡接受大国存在以及大国在东南亚竞争的现实……如果在本地区没有大国的竞争，我们可能要面对更难处理的权力争夺。”
新加坡打算如何做？拉惹勒南说：“如果跨国公司来新加坡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那么它们一点都不危险；如果它们带着政治目的来，那就是危险的。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跨国公司会由赚钱转向玩政治呢？在它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公平对待它们。”同样道理：“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避免卷入大国争斗，而是主张所有大国都存在于本地区。如果你说要这个大国在这里，其他大国走开，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大国政治。”
新加坡摆明开门做生意的态度。且不论“冷战”时期，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像李光耀那样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
1967年，英国宣布最迟将于70年代完成从苏伊士以东的撤军，美军开始轰炸北越，东南亚地区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加坡会被美国吞没吗？1962年，李光耀第一次造访莫斯科。为了应付新局面，他外交举措之一就是在1968年6月与苏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8年苏联海军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游弋，并途经新加坡海峡进入印度洋。拉惹勒南公开表示：“新加坡欢迎包括苏联和日本在内的地区外势力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利益增长。”“如果本地区只受制于一个大国，新加坡会面临严重的麻烦。”
1971年第18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新加坡开幕，恰逢两艘苏联战舰从马六甲海峡通过。与会代表在会议厅就可遥望战舰通过海峡的情景。面对代表们的质询，李光耀很平静地回答：“任何人都应该知道马六甲海峡是公海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际航运的主要航线之一。当美国的第七舰队通过此处时，没有人会对它产生咄咄怪声。然而，我实在不明白：为何两艘苏联海军船只经过此处时，就引起大家的啧啧惊叹？”
而在1969年赴美时，李光耀则极力劝说尼克森将“越战”坚持下去，让美国各界刮目相看。事实上，他本人并不喜欢美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他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历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过于急功近利，鲁莽急躁，雄心勃勃。在他看来，美国不了解东南亚，华盛顿背弃吴庭艳的做法毫无原则可言。1965年8月，夫人柯玉芝生病，李光耀想通过美国领事馆请一位美国医生来新加坡做手术。美国人居然没有帮这个忙。李光耀为此愤愤不平。
可他认清了现实，新加坡需要美国和苏联在东南亚的相互制衡。美国走了，别的国家会来，“因为真空终得填补”。“如果由一个粗鲁得多的、施加压力更大的国家来填补的话，东南亚小国的生活将更加大大地不舒服。”为此，新加坡要求美国继续对菲律宾和泰国履行《马尼拉条约》中的安全防务上的承诺，主张美军继续留在泰国，还建议美国成立印度洋舰队，以保证美苏之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力量平衡。
他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富不均等问题。”在“越战”期间，新加坡接受驻越美军每周3次、每年约2万人到新加坡的消遣娱乐。美国军舰和航母对石油的消耗量如同一座大型城市的电厂，地面战场喝起油来同样如饥似渴。其中大部分石油供给都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对于那些正考虑来新加坡投资的美国企业来说，“越战”传递的信息更重要：“它们……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包括基辛格在内，与李光耀交往过的人都钦佩他的敏锐。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与尼克森总统谈到中美关系，极力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因为中国日渐强大，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他对尼克森分析说：“两国（中美）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这番话背后包含的是李光耀对未来的另一判断：美国在东南亚势力减退的趋势不可扭转，中国才能在东南亚制衡苏联。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他提出：“新加坡认为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中国同美、苏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果不其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于中国次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李光耀击节叫好，认为“它扭转了东亚的历史”，“教训越南也就是教训苏联，是对越南侵略行为的有效警告”。至80年代后期，苏联倾颓，新加坡再次热切拥抱美国，那是李光耀式大国平衡术的再次运用。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格拉汉姆·埃里森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总结李光耀的成功：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他聪明，甚至有些狡诈，非常实际。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知道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著的世界。
1973年5月，李光耀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印尼时，印尼一家报纸这样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竟如此漫长，李光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李光耀说：“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至80年代，新加坡在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善舞已经令邻居们刮目相看。在东盟内部，新加坡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领袖之一。人人都想复制新加坡式的成功，走上全球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