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刘诗萌 南京报道
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城市的发展崛起速度震惊了世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放开，北京、上海、广州等资源和人才集中的大城市“膨胀”成超大城市，北京的户籍人口在40年间从871.5万增加到2170.7万人，然而交通堵塞、教育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因此，在2018年几个一线城市出台的最新规划中，“控制人口”成了一个难以忽视的关键词。
广告同样的现象也在一些增长较快的准一线和二线城市中出现。2018年10月29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型全球城市国际研讨会暨南京城市国际化发展论坛”上，新加坡“规划之父”、墨睿设计事务所董事长刘太格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迅速发展，有时候做好城市规划的功夫做得不到位。他建议，应加速推进多规合一，否则很难形成完善的城市规划。
赶而不想、追求高大洋怪要不得
刘太格是新加坡建筑界“国宝级”人物，他于1969年加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10年后任建屋局局长，1989年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是新加坡“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许多城市规划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赶而不想”，追求高大洋怪，取得短期效应。“因为中国地方政府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必须迅速发展，这我都很理解。但其实过去的新加坡政府也有同样的压力，甚至更大。“他表示，世界上很少有像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当时他们很担心自己未来的生存，因此要把城市做得更好。同现在的中国一样，新加坡走的也是“边建设边规划”的道路，一方面把规划做好，另一方面在规划还没有做好之前，政府也在不断地建设。只是在选址方面尽量用心选好，规划做好之后就完全按照规划来做，做到快而不赶、多快好省。
广告对于中国城市面临的“赶时间”问题，他建议采取同样的方式：“这个城市已经生存了1000年了，请一个规划单位花1年的时间来做一个项目，充其量是1001年没有规划的。可到了1001年之后，方案做出来了，政府必须按规划来处理。”
并且，在规划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不应本末倒置。政府的规划应多从政策、历史自然、环境保护去引导，而微观设计、市民生活等方面可以留给市民来做。不过，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是花大力量去进行建筑设计，留出不少空白，变成企业建筑来引导政府，这就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的地方。
避免短期思维、孤岛思维
不过，面对仍然在城市化过程中飞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如何去进行规划才能跟得上城市扩张的步调，避免规划落后引起的大城市病呢？
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发起人和主任彼得·泰勒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所有的高速发展的城市，房地产的扩张都是不可避免的。和全球其他城市相比，中国的房地产和城市规划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益处也是弊端，好处是集中了资源，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坏处是由于外界变化非常迅速，城市规划需要非常灵活才能适应。因此规划需要有远见，如果眼界不够的话，可能这个规划几年过去就不适应了。
广告对此，刘太格将城市规划的要点总结为“明智化”三个字，即要有人文学者的心，科学家的脑，艺术家的眼，每做一件事都经过慎重思考。一般做规划，首先要算到底方案里面要多少面积，给多少人，用多少容积率。如果一座城市经济发展顺利，人口增长率特别大，那么就应该按照情况把数字定得尽量高，而不要定得太小。他认为，现在北京的问题就像把五六个人的体重放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不健康的。如果把北京分成五六个城市，那么每个城市可能都是较为健康的。
另外，他还强调了多规合一的重要性。“多规合一在中国大家经常谈到，目前我认为还没有适当地做到。”他认为，城市规划是要从大系统来引导小系统，从系统做到个别项目，需要避免孤岛思维。如果每一个中心城区和县区各做各的项目，那么规划是不可能做到很完善的。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